壬辰倭乱期间，在前线的光海君累计了许多作战经验，并曾和明将合作，对朝鲜与明朝的军力相当熟悉。
凭借军事情报与对明军的了解，光海君早已预见明军的失败，因此不愿出兵相助，为保国家社稷，则欲讨好努尔哈赤。
相反，士大夫们对明朝充满信心，大明与朝鲜之间的君臣之义，加上壬辰倭乱时大明对朝鲜的再造之恩，群臣皆愿意无条件支持大明，亦反对与努尔哈赤有任何书信往来。
虽然光海君私下认为“老酋桀骜，虽以中朝兵力，未能必其一举而剿灭”，惧怕努尔哈赤报复，但又不敢拒绝明朝的要求，于是采取敷衍、拖延之策，建议明军“但当陈兵练武，以作虎豹在山之势，更观伊贼之作为，相机而动”。，
并且只答应将军队开到义州等边境地区。但是，在明军主帅、20年前有恩德于朝鲜的辽东经略杨镐的严厉申斥下，朝鲜还是不得不派出了一万三千军队，由都元帅姜弘立统领，前往助战。
1619年3月，萨尔浒之战爆发，一万三千名朝鲜士兵度过鸭绿江到达辽东，却在深河之战中惨败。
由于光海君“实无战功之意”，在战前密谕朝鲜军队“观势向背，使虏勿为移兵先击之”，所以只有左营将军金应河力战而死，指挥使姜弘立（之后姜弘立（1560-1627）背叛朝鲜，入女真阵营）与3000名幸存士兵被俘。
努尔哈赤几番致信朝鲜，表示愿意和睦相处，并要求朝鲜协助后金共同对抗大明，甚至要朝鲜在大明与后金中二选其一。
特别是1621年后，后金攻陷沈阳与辽阳，阻断了大明与朝鲜之间的通路，努尔哈赤开始以更高的姿态对朝鲜致书笼络，称“尔朝鲜以兵助明，吾知非尔意也，迫于其势有不得已。
且明曾救尔倭难，故报其恩而来耳”，对朝鲜表现出宽容，意在要求朝鲜的合作。对此，光海君与备边司（壬辰倭乱之后，备边司代替了议政府的角色）为代表的群臣起了很大的意见分歧，前者一意孤行主张顺从努尔哈赤，后者反对并主张无视努尔哈赤的信件。
最后双方各让一步，达成协商，终于暂时缓和了与后金之间的冲突。
对于1619年的战事，大明方面则派出了诏书，不但没有责怪，反而对朝鲜的支援表示感谢，并送上1万两白银安抚，至此之后，大明即使频繁送礼送银子，但凡要求增兵，光海君都执意不肯，以各种借口搪塞，使得明使空手而归。
到后来，光海君甚至将传达大明皇帝圣旨的朝鲜使臣关在汉阳城外，公然拒绝接旨，形同背弃大明。
此时光海君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是从欺瞒明朝变成了公然抵抗。
备边司不齿光海君的行为，于是经常阳奉阴违，无故缺席，阻扰朝政正常运行，公然反抗光海君。1622年11月，备边司不顾光海君的抗议，强迫光海君上尊号：“建义守正彰道崇业”，“义”、“正”、“道”代表了朝鲜对大明应有的道义，借此警告光海君身为大明之臣的立场。
九日后，礼曹奏请再次上尊号，意在羞辱光海君，群臣纷纷廷请逼宫，直至多日后仁祖反正。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正月，李珲上奏：“敌兵八月中攻破北关，金台吉自焚，白羊出降。铁岭之役，蒙古宰赛亦为所灭。闻其国谋议以朝鲜、北关、宰赛皆助兵南朝，今北关、宰赛皆灭，不可使朝鲜独存。
又闻设兵牛毛寨、万遮岭，欲略宽奠、镇江等处。宽奠、镇江与昌城、义州诸堡隔水相望，孤危非常。
敌若从叆阳境上鸦鹘关取路绕出凤凰城里，一日长驱，宽镇、昌城俱莫自保。内而辽左八站，外而东江一城，彼此隔断，声援阻绝，可为寒心。
望速调大兵，共为掎角，以固边防。”如前所说，在即位问题上，光海君于明朝心有不满，因此主张在尽量不得罪明朝的情况下开展灵活外交，“善殚事大之诚，勿为小弛，羁縻方张之贼，善为弥缝”。
在光海君坚持下，朝鲜致书后金，称自己臣服明朝是“大义所在，固不得不然”，而与后金的“邻好之情，亦岂无之？”，希望双方“各守封疆，相修旧好”。
其时辽镇塘报称朝鲜与后金讲和，朝鲜与后金的往来引起了明朝的警惕，明朝朝议遂谓李珲阳衡阴顺，宜遣官宣谕，或命将监护，其说纷拿。
大臣徐光启奏称：“鲜、奴之交已合”，建议派官员“监护其国”。李珲听到这种传言后自觉受到天大的冤枉，又惊又怕，连忙遣使至北京上疏“辩诬”道：“二百年忠诚事大，死生一节”。
明朝于是要求朝鲜派兵协助攻打后金。但是朝鲜军队一战即溃，光海君不得不试图与后金议和。
193章 可用的朝鲜王
在儒教思想根深蒂固的朝鲜王朝，士大夫奉五伦为正论，视大明天子为君为父。
光海君虽颇有远见（除了预见大明在与后金战争中的劣势，光海君也意识到了朝鲜本身的嬴弱。
因此登基后提议组建正规军队，但因为财政困难以及威胁到了士大夫自身的利益，遭到全盘否决），其“不背明，不怒金”的外交政策也可以避免朝鲜被战火蹂躏，却违背了当时的主流思想，因此被形容为：不义或邪论，至朝鲜王朝灭亡，也无人提出异议。
在延续5年的外交纷争中，光海君完全被孤立，群臣不分党派对光海君群起而攻之，甚至表示宁得罪光海君也不愿得罪明朝。光海君背叛大明，又与士大夫交恶，同时失去这两股支撑朝鲜君王王权的力量，光海君的废黜已成定局。
淑媛韩保香（生卒年不详）京师良民出身。仁祖反正时被逐出宫，之后，因宫里使唤的奴婢太少，仁烈王后将前朝无罪的宫人，召回宫廷，负责打扫宫廷，而韩保香也在其中，后担任女官。
因韩保香长相端庄，个性淳良谨慎，深得仁烈王后喜爱，因此被人嫉妒，向王后进谗言，但王后对韩保香深信不疑，还让她担任大君的保姆，享寿八十余岁。
朱由校看到这里知道了，这个韩保香就是这一次朝鲜美女团队的管理人。她现在的身份只是一个女官，而不是朝鲜君王的女人。
这个资料得归功于王辉让人查出来的。那些女人全部交给李甜去处理，他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决定明天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朝鲜使团。
此时的光海君仍然是朝鲜的君王，他的所作所为显然已经惹怒了我大明朝所有人。如果不是历史已发生了偏移，光海君决不会如此善意的派出使团来大明朝见。
“让人去跟皇后娘娘讲一声，今天时间太晚了，朕有事情要处理，就不到坤宁宫去了，让她早点休息。”朱由校吩咐完人去通知李甜早点休息，他又继续埋首整理那些可用的信息。
光海君的对手已经在蠢蠢欲动朝内反对他的声音可以说沸沸扬扬，朝鲜内部的内乱如果处理的不好，会让朝鲜国崩溃。
可朝鲜内政不稳，显然也不是自己喜欢看到的所有消息，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的内政稳定下来，但是君王的人选要重新考虑。
那么就让他来看看光海君的对手历史上的仁祖是怎么样进行政变的。
仁祖反正：天启三年（1623）三月十二日夜，西人党的李贵、李适、金自点等人在仁穆王后和新崛起的南人党势力的协助下，召集1300名逆反之众从东北入汉阳城，训练都监的2000名军队倒戈相向，在绫阳君（后来的朝鲜仁祖）的别墅内会合，打入庆云宫，发动宫廷政变，兵不血刃地推翻了光海君的政权。
二十八岁的叛乱主谋绫阳君李倧登基，是为朝鲜仁祖；仁祖以仁穆大妃的名义下颁布懿旨，宣判光海君的罪行，冠以“戕兄杀弟”、“幽废嫡母”、“忘恩背德”、“输款奴夷”等罪名，将光海君贬为庶人。
大北派的李尔瞻、郑仁弘等被赐死。
被废黜的光海君则被带到仁穆王后面前接受斥责，然后用石灰烧瞎双目，流放于江华岛的乔桐。
在清朝再次入侵朝鲜（丙子胡乱）之后，于崇祯十年（1637）转移到南方的济州岛。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朔日卒，享寿六十七。
而世子李祬在仁祖反正后，被流放到江华岛，之后挖地道欲逃出围篱，失败被抓，赐自尽，光海君一脉断绝。
当时明朝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纲常伦理国家，有自己的普世价值，况且明朝与朝鲜一直沿袭着中国古代传统宗藩关系的模式。
朝鲜人擅自发动政变废除一个合法且与明有交的君主，绝对是一件忤逆不道的大事，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负责节制朝鲜的登莱巡抚袁可立第一个就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看得废立之事，二百年来所未有者，一朝传闻，岂不骇异。”（李民宬《敬亭集》）。
袁可立马上上疏明政府：“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
（《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在这道奏疏中，袁可立的观点很鲜明，他强调了政变这种形式的非法性，这关乎到纲常伦理的“普世价值”，他认为“即珲果不道”也应该“待中国更置”，袁可立甚至主张派兵“声罪致讨”。
既然仁祖李倧的合法性得不到明朝政府的承认，朝鲜只好派出使团前往登州拜见登莱巡抚袁可立，祈求他代为转奏辨明原委，实际上在此之前关于此事袁可立至少已经12次做过汇报。
朝鲜使团在当年六月十一日（庚午）一大早便来到登州城外的庙岛。军门袁可立心情很不好，马上分付下去：“朝鲜来者勿许入水城门”，并命令对朝鲜船只“査访各船格军军器，要开数书给，军器则收贮船中，勿令带去”。
闲来无事的朝鲜使团书状官李民宬对袁可立治下的登州水城门胜景还做了生动描述：“水城门乃外北城舟楫出入之门也，粉郭矗立，水漱城趾。飞阁据增厓，俯临沧海，实一胜槩也。”
登州城外的庙岛也透着勃勃生机：“峰恋萦于，围抱左右。其间沙汀横亘数十里，又有二岛浮出其外，若障空补缺者然。其他海峤之可望者无数，但晴而愈暗，不得瞭然耳。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
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
三天后，军门袁可立接见了朝鲜国使团。使团“升自东阶再拜”，向袁可立“呈申文”递交国书。
仍命茶，谢拜而退。（李民宬《敬亭集》）
这次见面后，袁可立的态度缓和了许多，更主要的情况是当时明与后金正用兵，明朝国力受限，客观上也不允许明朝在这件事情上太较真。
194章 大国的优势
袁可立从全局和实际出发退而求其次，“请正词质责之，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袁可立上疏道：“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国祀，如国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
一个国家的内政，还要跑到中国来百般解释游说求得承认，在二十一世纪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从中也可以看出大明天朝的影响力之大。
但这件事情也远没有这样简单就会被忽悠过去，对一个纲常伦理道德至上的中国，历史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甚至于经过朝代更替也没有抹平。
直到五十年后的清朝前期，朝鲜君臣对袁可立“致讨”的主张仍然记恨在心，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曾派出专使来中国进行“辩冤”，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并交通说服清朝高官改写前史。
毕竟政变和篡权是分不开的，这是不好忽悠的大不道，是朝鲜历史的软肋，中国清朝的《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等书对这件事情都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这可能是以后的朝鲜史家们所始料未及的。
用朝鲜国王李焞的话说，他康熙十五年（1676年）给中国皇帝的奏疏是为了了却先王的宿憾，为祖先洗雪冤屈，请求在编修明史时按照他的意思记录这段历史，替自己的祖先“正名”，并宣示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