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法币的发行量到了 660 万亿，12000 元才能换到 1 美元。
有琪从上海写信过来，戏谑地说：现在买米都要带一麻袋的钞票，每到发工资的时候，每个人都得用小车拉着回去，中途就买成大米、面粉这样的必需品。
要是去饭店里吃饭，一定要吃得快一点，否则等到结账时候，身上带的钱可能已经不够了。
听起来像笑话，其实却并不夸张。
钟欣愉在行里见过一位客人，她在上海的时候就听说过他的大名，开过厂，办过报，还曾经在跑马厅附近盖过一栋楼。但就是这样一个颇有身家的人，经过几年战争的劫掠，再加上换中储券和大通胀，此时搬到香港，把一生的积蓄换成港币，只剩下了几千块钱。
“真的就是这点了吗”四十几岁的人怔怔地问，像是难以置信。
到了八月份，法币无以为继，国民政府再次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并且强制民间的黄金、白银、外币也都必须上缴兑换。
钟欣愉在银行里拿到这种新发行的钞票，青蓝色团花，一侧有蒋总统的头像，面额一百万元，似乎已经预示着它不可能存在很久。
也是在那个月，她写信给沈有琪，问有没有打算搬到香港来住
这几年来港的巨商富贾不少，名家也多，林翼的书画生意做得很好，她已经有余力可以帮忙他们在此地安家。但有琪却婉拒了，原因不曾细说。到底是为什么，钟欣愉只有隐约的猜想。
转眼，便到了 1949。各种传言沸反盈天，今天说某某行遣散了员工，明天说某某公司倒闭，把开在香港的办事处裁撤了。
更有行员早晨走进办公室，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说上班路上有人跟踪。
有些年资的同僚自然想到 1941 年的事情，一时间人心惶惶。后来干脆有人去找郑经理，要求行里赶紧发遣散费，好让大家早寻出路。
那段时间，郑经理几乎每天都在劝，劝这个安心，劝那个再看一阵，说形势总归会稳定下来，他们得坚守岗位，保护行产。
但还是有不少人辞职离开，临走前跟钟欣愉打招呼，还觉得奇怪，说：“林太你怎么不走呢”
他们都以为她一定会是最早离开的人之一，因为她那时又怀孕了，家里才刚搬了新居，看起来日子过得很好，根本不缺这份薪水。
但她却没走，每天仍旧上班下班，林翼也还是每天送她接她，一切如常。
五月头上，收到沈有琪的来信，写的仿佛还是家里的琐事，比如给思承买布做连衣裙，本来想买红布，但上海什么都缺，最后只买到白色的。
钟欣愉读着，却好像猜到了更多。
不久，便在行里内部电台听到消息，上海苏州河南岸已经解放，中国银行大楼挂出外滩第一条欢迎条幅。
那是许多行员分头去买的，然后再一块一块拼起来，一条写着“庆祝大上海解放”，另一条是“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126章 一世（上）
1949年6月，钟欣愉又收到上海的来信。沈有琪在信里告诉她，外滩中银大楼四层礼堂开大会，宣布了人民政府接管中国银行的消息。当时台上站着一排军代表，其中之一就是秦未平。有琪说，大家看到他，全都惊得下巴掉下来。昨天还是京沪特派员，西装革履，陪着美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今天换了一身没有领章的军装，说是解放军的代表。所有人都没想到，都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哪怕是行里中共党支部的人，事先也不知情。台下坐着中行在上海的千余名职员，大概只有她最早猜到了一点端倪。钟欣愉读着信，静静笑起来，可以想象有琪脸上忽然参透了一切的表情，也好奇从前财政部里的那些同僚听说这件事之后，又会作何感想。后来，报纸上登出了接收当天的照片。
1949 年 6 月，钟欣愉又收到上海的来信。
沈有琪在信里告诉她，外滩中银大楼四层礼堂开大会，宣布了人民政府接管中国银行的消息。
当时台上站着一排军代表，其中之一就是秦未平。
有琪说，大家看到他，全都惊得下巴掉下来。昨天还是京沪特派员，西装革履，陪着美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今天换了一身没有领章的军装，说是解放军的代表。
所有人都没想到，都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哪怕是行里中共党支部的人，事先也不知情。台下坐着中行在上海的千余名职员，大概只有她最早猜到了一点端倪。
钟欣愉读着信，静静笑起来，可以想象有琪脸上忽然参透了一切的表情，也好奇从前财政部里的那些同僚听说这件事之后，又会作何感想。
后来，报纸上登出了接收当天的照片。
果然如沈有琪所说，秦未平穿着一身没有领章的军装，而且还是旧的，与他从前的样子截然不同。但叫钟欣愉意外的却是接收代表里的另一位，竟也是熟面孔，她在重庆的时候就见过，是当地建业银行的龚经理。
原来，还不止老秦，她在心里说，又一次想起那句话，真的不是一个两个。他们哪怕彼此隔绝，互相不知道，但他们一直都在。
除了接收大会，有琪还在信里提到收兑金圆券的事。
旧币停止流通的消息已经宣布，以最小面额 10 万元兑换人民币 1 元的比率，收回销毁。
但上海人都被纸钞搞怕了，还是一贯的办法，钱拿到手，赶紧去买东西，或者换成银元。新钞早上发出去，在外面转一圈，夜里又回到银行。黑市上的比价一天天走低，渐渐传出一种说法，共产党进得了大上海，但人民币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