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是笑，说我先生总在家，我要是不出来，每天大眼瞪小眼地肯定要吵架。
话虽然这么讲，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形影不离的两个人。
他们还是会像从前一样，去皇后戏院看电影，告罗士打餐厅吃饭，半岛酒店跳舞，又或者只是一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但更多的时候，他们静静地坐在灯下，修同一幅画，写同一幅字。直到她烦了，喂水果给他吃。他捉住她的手骂她，说你当心弄到画上了，却又轻吮她的手指。
给孩子看见，总要做鬼脸。就连小金，那时候已经是老金了，都嫌他们腻歪，偏要从两人中间挤过去。
轮到她休假，他们便出去旅行。
有一年，去的是日本。是她提出来的，当时从香港坐飞机过去已经很容易。
他们去了东京，又到川崎市。但明治大学里的第九研究所早已经被美军接收，不能靠近。据说，美国人对所有特殊研究都很感兴趣，常常用免除刑期为条件，交换相关的资料。她不知道鹤原是否还在监狱里。
恰如香港当时在搞的索赔，有人收集了民间几千万的军用票，要求日本政府按价回收，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大战结束十年，银座的马路上还有轰炸之后未建的荒地，但当时的那段经历仿佛已经被掩埋了。
那天夜里，他们回到旅馆。
关了灯睡下去，她靠着他问：“那时候到底怎么样”
而他不语，抱了她许久，才对她说：“欣愉，我很想你，我真的很想你……”
她只觉好笑，因为他们分明一直在一起，转而却又动容，是因为懂了他的意思，这便是他当时唯一的念头。
回到香港，生活继续。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德辅道中行大厦已经成了她工作过最久的地方，办公室里的写字台上，家人的照片摆出一张又一张。
阿渡大学毕业，去了英国读艺术管理。这是在同风轩里发掘出来的兴趣，但她自觉没有做艺术家的天分，还是做个艺术商人更合适。
拿到学位之后，她留在那里的拍卖行工作。第二年写信回来，里面夹着一张照片，竟是她和秦未平的合影。
我又见到秦伯伯了！阿渡在信里写，字里行间都透着兴奋。
照片里的秦未平看起来瘦了些，两鬓染了霜色，又换上了曾经穿惯了的三件套西装，去伦敦是因为一次贸易上的会谈。
钟欣愉读着，只觉恍惚。他做贸易，她做外汇，哪怕是这样两个关系紧密的工作，她也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
又过了几年，在行里看到北京来的报纸，上面登着他的讣告。她一瞬便泪涌，想他不过 60 岁而已。报上说是因为脑溢血，也许就是过去偏头痛的毛病。
那时，已跨入 1960 年代。中行的海外机构大多关闭，最后只剩下伦敦、香港、新加坡三个地方。郑经理也退休了，临走之前，全体职员在分行门口与他一起合影留念，就好像告别了一个时代。
第127章 一世（下）
理想主义者的时代或许已经逝去，但钟欣愉到底还是来自于那个时代的人。
封锁变成了主动的封闭，行里的外汇业务所剩无几。美国人英国人的银行里已经在用电脑，储存账户数据，处理交易，他们还对着算盘和账簿。
有些事她无能为力，但她没有停下来。每个礼拜两个晚上，她在本地银行公会办的夜校里教书，讲经济与金融方面的课程。
来上课的大都是华资银行里的初级职员，或者那些想要考进银行做事的年轻人。他们市井人家出身，最多不过中学程度。
每次结束一门课，她总会像严教授当年那样说：“我相信你们，都是可以为中国的金融自主做出些什么的人。”
不知道学生们听了感想如何，或许只觉得是无谓的高调罢了。但每次重复这句话，她都会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在那些日子里，林翼还是会接送她上下班。逢到夜校要上课，两人先回家吃过晚饭。夜幕初降，他陪着她走路过去，等到散课的时候，再接她回来。
那些年的香港很繁华，高楼一栋栋拔地而起，一次次刷新城市最高的纪录，到处都有新筑的街道，黄包车已经不见了，路上的小轿车和双层巴士越来越多。
那些年的香港也很混乱，官、匪、洋人，以及介于官匪和洋人之间的华探长，对于见识过上海滩的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
他们的几个孩子也都已经长大。
阿渡从英国回来，还是在拍卖行里做事，升到中国书画部 VP 的位子。
阿念读了商科，在会计师事务所做了两年，又去英国读硕士。
阿时最小，也已经进了大学，读的是中规中矩的英语文学，成绩非常好。
阿升是老三，放到最后说，是因为最折腾。
小学读书就不用功，考试分数不好，不敢拿回来给他们看，自己模仿父亲的签名，也只有这个时候字写得漂亮。
进了初中，个头蹿起来，又兼有一副好长相，早早谈起恋爱，今天人家追他，明天他追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