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上了高中，碰上香港工人大罢工，他跟着上街声援，摔断一条腿，休学一年。
总之每隔一阵就会接到电话，学校，警署，医院，问是不是林升的家里
折腾多了，也就疲了，一切看淡。
钟欣愉总是批评一下阿升，再看一眼林翼，意思：是随你的吧
林翼也看她，摊手，意思：你不也半斤八两
钟欣愉嘴上不承认，心里却想起坟山路的时候，父亲也是这样，隔三差五就听见有人喊，587，你女儿又闯祸了。
这念头叫她不禁莞尔。
后来，阿升好不容易考进大学，又与同学组了一支乐队，说是要参加无线电视台的唱歌比赛。因为排练缺了课，好几门学分拿不到。
父母不想管，倒是姐姐看不下去了。
阿渡骂他，说：“你不好好读书，就不要用家里的钱。”
阿升回：“不用就不用，我在五月花唱歌一晚上就可以赚五美元。”
阿渡冷嗤，说：“哇你好厉害，留个厚刘海，穿条喇叭裤，衬衫敞到肚脐眼，在台上扭屁股，大学不读，出去做舞男”
阿升给她气死了，摔门就走。
阿渡也给他气死了，可转头还是担心，又去跟钟欣愉说：“弟弟是很聪明的，他学设计很有天分，是我想要都不能有的那种，你们怎么就不管管他”
钟欣愉却还是很淡然，说：“没做过的事让他去做一做，吃到苦头就明白了。”说罢又看林翼一眼。
林翼还是摊手，意思：这总不是随我了吧。
钟欣愉笑起来，知道他这是又想起了当年。
阿渡见他们这样，简直无语，也不管了。
所幸，最后事情确如钟欣愉所料，阿升自己在外面过了大半年，劏房里挨过饿，舞厅门口打过架，给老板骗着签几百块钱十年的合同，总算知道了明星不好当，还是回大学读书去了。
那一年，在无线电视台唱歌比赛上获奖的是 Looser 乐队。
后来每次在电视上看到谭咏麟，阿升都要感叹：“他有我靓吗要是我当年……”
阿渡每次听见都会瞥他一眼，就像在看一个神经病。
就这样到了 1972 年，钟欣愉从中行退休，也和郑经理一样，临走前在德辅道上的大厦门口与同事们合影留念。
与此同时，同风轩有其他人入股，扩大了规模，先是搬到云咸街，后来又搬到皇后大道中。铺面上下两层，十分宽敞，不光做中国书画、古籍碑帖、文房四宝，也开始办画展，出画册和杂志。
但林翼已经不大管经营上的事，和钟欣愉一起过起了退休生活。偶尔过去一趟，要么是因为办讲习，请他上课，要么是有东西要他掌眼。
时间继续往前走着，城市愈加繁荣，曾经的那些动荡也渐渐被遗忘了。路上很少能看到穿中式衣服的人，到处都是花衬衫和牛仔裤。
但钟欣愉还是更习惯旗袍，林翼也还是会穿长衫，或者定做的西装，夏天戴拉菲草帽，冬天换成呢子的费朵拉。
在别人眼中，他们或许有一种老派的优雅，代表着年代与时光，却也已经是过了时的人了。
那些关于银行和钞票的事情，钟欣愉现在只能在报纸上读到，从她的任务，她的工作，变成了一条一条的新闻，距离那么遥远。
1976 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渐渐恢复。
1979 年，中美建交，金融封锁解除。
1980 年，中国派团赴美谈判，重新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席位。
……
也是在那一年 ，钟欣愉和林翼回了一趟上海。
父亲曾经抱着她走过的爱多亚路，在改叫大上海路和中正路之后，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延安东路。跑马厅已经完全不见了，变成人民广场。路人讲的上海话，听起来也和从前不大一样。
汇中饭店已经换上和平饭店的招牌，他们住进那里面，在中餐厅摆了酒席，与故人相聚。
常兴已经在青浦住了几十年，看起来竟比他们苍老许多。
林翼不忍，一瞬红了眼眶。
反倒是常兴笑着劝，说：“阿哥，你知道那几年是什么救了我一命吗”
“是什么”林翼问。
常兴回答：“就是你当年给我积的功德。”
战后锄奸，定了他是抗日。马尔斯咖啡馆里的西崽解放后成了政工干部，又给他开了张证明材料，说他配合过敌后工作。就是这两样，再加上他跟着文贞，投亲到了青浦乡下，虽然种地，却保他没吃什么大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