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手慢慢地，慢慢地从头发里向上抓去，从后面抓住了自己的脑袋，一边轻声地说：“好呀，都不知道为什么，都想知道为什么，我就让你们看看，为什么我不肯出去… …”
第十一章 （2）
孙莹莹拿掉了头上的假发，先是看了看跟前的两个医生，接着她把头转向了我，转过来又转过去，让我们三个人各个看仔细。我呆在那里，浑身冒汗，可是根本没法动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我被吓住了。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她正面的脸孔看上去眉清目秀没有伤痕，却有种说不出来的怪异，现在我明白了，我能形容出来了，孙莹莹的正脸没有在火灾中受伤，她被严重烧伤的部位在头部和身体的后面，我能看见她整个后脑没有一丝毛发，都是红色凸起的瘢痕，轻薄地覆盖着形状明显的头骨，瘢痕延续到后面的脖颈上，她的毛衣和睡衣在挣扎和撕扯中领口向下，从那里可见狰狞的瘢痕侵略了她整个后背——十二年前的大火没有拿走女孩儿的命，没有烧到女孩儿的正脸，却从后面撕掉了这个人一半的皮！
就连张阿姨都不知道的孙莹莹的秘密终于在这一天晚上被我撞破：为什么她脸上的皮肤看上去总是绷紧的，欠缺自然，为什么哪怕最热的天气里她也穿着厚衣服披着长长的头发，为什么十二年的大火之后，她再也不肯出门——那是一个曾经美丽成风景的少女用尽了全力哪怕一死也要维护自己的尊严。
她的妈妈在门口大哭起来：“苦了我的孩子了，苦了我孩子了呀… …”
破防了的孙莹莹没有再戴上她的假发，重重摔回
床上，转身朝向里面，合上眼睛，咬着牙关：“烧死就烧死了，我哪儿不去。”
我看着对面的两位医生，想在那层防护下面讨点指示，可是他们两位恐怕在职业生涯中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也没见到过这样不幸又固执的病人，他们也没主意了。
在这不可开交的时候，门口传来脚步声，一个人从外面进来，我抬头看他，是汪宁。
小汪警官来了。
我接到电话之后告诉了他孙莹莹家里出了状况，他从浑南赶来了。
他低头看着侧面躺着的孙莹莹，看见了她后脑的伤疤，他有一时的震惊和迷惑，像我一样被那恐怖的伤疤给骇住了，但很快他就恢复了镇定，我想他已经迅速地理清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他弯腰向前，在一只手上呵气让它暖过来一点，然后他碰了碰女孩儿的肩膀，连名带姓地喊她，温柔地恳求她：“孙莹莹，我是汪宁，你记得我吗？我送你去医院吧？”
我在床铺里面，我看见孙莹莹听到汪宁的声音，感觉到他的触碰，忽然就僵住了，她仍闭着眼睛，仍不回应，接着肩膀卷了起来，缩到被子里，面对这个突然到来的家伙，她想要把自己藏起来。
汪宁的眼睛红了，手悬在半空，想要再找一个合适的，安全的地方碰一碰她，想要她确定他的存在，可他找不到，孙莹莹的后脑没有一处完整，他怕再把她弄疼。他也没办法，稍 稍直了身体，打量这房间的四周，看见孙莹莹的盆景绿植，还有鱼缸里的小鱼，他的眼光最终停在电视机旁的一个陈旧的，破损了的小玩偶上，那是一个扬头向上，单腿直立的芭蕾女孩儿，她没身于那些绿植之间，仿佛在丛林里跳舞的精灵。
汪宁走过去，把芭蕾女孩儿拿起来，他的眼睛红了：“咱们十二年没见了。我知道每次送来的花草和鱼你照顾得很好呀。但我不知道你还留着这个… …把病治好了，咱们好好说说话行吗？我有很多话跟你说呢… …”
孙莹莹的半张脸都陷到被子里去了，可是自从小汪警官来后，她再也没有尖叫或者挣扎一下。
急诊医生把握住了时机，迅速地命令我们：“赶紧！上担架！”
汪宁放下玩偶，伸手试探着把孙莹莹连着被子横抱起来，她不得不转了头，睁开眼睛——他们终于见面了，她看着他，目光闪烁，伸出消瘦的手轻轻碰了碰他的脸，小汪警官笑了一下，却在瞬间泪流满面，他点点头赞美她：“还是那么好看。”
我也哭了。
不知道为了什么，可能是半宿的疲惫，可能是一瞬间的如释重负，可能是我目睹了发生在一个女孩儿身上的最痛苦的遭遇，我因此同情她，为她难过，也可能是我看见自己对汪宁那小小的幻想，那渺茫的可能性此时碎裂一地。
… …
对孙莹莹和她母亲的救助，从我叫
救护车开始就展开了。
他们家虽然由于孙好忠有了新的工作收入超标而主动放弃低保，但是两个家庭成员同时入院，开销很大，除了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之外，社区书记袁姐马上为他们家申请了低保户绿色通道，绿色通道的意义就在于，哪怕家庭的收入条件不符合硬性规定也可以事后再交材料补充说明情况，三天时间，母女两个的住院治疗护理的费用全部到账，还额外有每人六百元的营养费。
这个政策回姥姥家的时候，我在餐桌上跟亲戚们说了，他们竟然都不知道。
社区里前些天还发生了另一件类似的事情，说有个五十多岁的人忽然急病发作在马路上倒了，路人叫了救护车把他送进医院，医生得联系他家里，找半天找到身份证，他身份证上印着的是我们社区的地址，虽然他的实际居住地并不在这儿，袁姐根据政策马上帮助这个还在昏迷中的病人打通了低保绿色通道，所有的费用全报。
袁姐找他儿子可比管他治疗，给他报销费劲多了，好不容易找到人了，打了好几个电话，儿子一听是他的事儿，话不多说，马上摁掉，当儿子的也有充分理由：他跟我妈离婚二十多年了，从来没养过我，他生病了，我干什么养他？这是个坏人呀！
最后袁姐急眼了，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话喊：“我是国家公职人员，现在跟你交涉老人救助和赡养 问题！你再摁我电话，我找你们单位领导去！”
对方一听她声音凄厉，气势如虹，没再敢挂电话。
袁姐喘了几口气，终于慢下来告诉对方：“你听我说，他现在在医院里打点滴呢，他养不养你，你都不用养他，我们绿色通道都走完了，我就要你给我签个字！我完成告知义务，你有困难不能救助，就授权给我们，剩下的事儿我们社区的办！非让我费什么话呀！”
当天下午那当儿子的就过来把文件给签了。
我在姥姥家的餐桌上讲完这件事儿，还按照袁姐的说法给他们总结了一下：“反正，国家现在不让轻易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