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意味着，无论是疫情影响下还是疫情过后，发展乡村经济、振兴乡镇产业，都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最主要的方面。让农民进城，决不都是拥挤在大城市，更多情况下，应当分布在大小城市和城镇，能够让农民聚焦到无数乡镇和中小城市，从而让农村真正都变成城市，实现城乡一体、城乡相连、城乡同富。也只有这样，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才有保障，基础才能厚实，才不会出现返贫现象。
眼下最紧迫的，就是推动产业下乡和互联网下乡。因为，一些农民面对城市就业难度越来越大，选择了到农村创业。但是，由于对市场不太熟悉，因此，生产的产品难以销售。如果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包括网络带货、网络宣传等手段，帮助他们打通销售渠道，对化解农民工就业矛盾也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2】
4，高端人才的供求状况
2020年上半年整体新增中高端人才需求比2019年同期下降13.66%，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86.34%。同一时期，整体活跃中高端人才同比增长15.11%。全国范围内，疫情第一季度较为严峻，经过全社会上下齐心的努力，到了二季度，疫情明显好转，复工复产陆续展开，企业招聘逐渐回归正常，而职场人对于求职的心态更加积极，这也增强了全社会对就业的信心。
整体中高端人才需求月度走势 【3】
整体活跃中高端人才月度走势
5，工资变动状况【4】
6，劳动力转移情况【5】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每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必经阶段。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
a、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
据2004年统计资料显示，缙云县总人口43.69万人，农业人口39.76万人，占91.0%，农村劳动力23.22万人，其中男性劳动力12.8万人，女性劳动力10.42万人，分别占55.12 %和44.88 %。全县农村劳动力资源特点：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比例不高。2004年全县外出农村劳动力7.68万个，占农村劳动力总人口的 31.70%。二是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全县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只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2.8%，初中文化程度占57.2%，小学文化程度占26.8%，文盲或半文盲占3.2%。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压力大。据统计资料，2004年我县乡村实有劳动力合计23.22万人，耕地面积15.25万亩，如果按劳均种植3亩计算，只需5.25万个劳动力，加上林牧渔业约需2.5万劳动力，除去外出劳动力，尚有8.11万劳动力需要转移。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
1、劳动力转移异地化。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域广，异地化转移为主要特征。外出劳动力转移遍布全国二十多省、市、区，近致邻县，远到青海、吉林等地，相对集中在广西、广东、福建、上海、江苏等沿海发达地区，在广东东莞、惠州等地超过2万人，上海、江苏等地近2万人，广西东兴市、钦州市等地约5000人。省内主要分布杭州、宁波、温州、义乌等地。
2、劳动力转移规模化。劳动力转移存在着“二多二少” 特点，即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多，工业、商贸、建筑等行业少；凭技术专长创业多，靠体力务工人员少。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主要有麻鸭养殖、水产（鱼、虾）养殖、蜜蜂放养、香菇异地培育、花卉种植、蔬菜种植及农产品加工等。去年全县有4万余人外出养鸭，群鸭饲养量1500万羽，总产值超过20亿元，是全县农业总产值的3倍，有200多名农民在上海从事草花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占上海盆栽草花60%市场，年产值达8000万元。
3、劳动力转移专业化。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以自发性为主，大部分人是通过“亲带亲、友帮友、邻帮邻”走出去，具有显著专业化特点。据了解，全县有300多人到全国14个省市从事香菇异地栽培。500多名蜂农常年在黑龙江、吉林、北京、上海、江西等10多个省市放养蜜蜂，放养群蜂1.5万群。依托本县工业，全县有5000多名农民到全国各地推销缝纫机、灯管、工刃具等工业品。1000多名农民在温州、杭州等地长期从事个体运输及餐饮业。另外，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区域性特征，如大源镇深坑村107户，407人口，90%劳动力外出创业，其中70%劳动力常年在外专业从事经销油漆生意，村民中有的拥有资产上千万元，有的上百万元，全年村民年收入达700多万元；溶江乡有数百人在外专业从事隧道挖掘施工；城北古塘下、黄龙等村上百村民十几年长期在金华、义乌等专业从事蒸茏生产；地处最偏僻的木栗乡有150多人，常年在北京经商开设超市。
4、劳动力转移模式多样化。全县劳动力转移主要形式有：离土离乡的劳动力转移，少部分农民脱贫致富，自发地下山进城、留城置业发展(农民转变市民)；离土不离乡外出异地开发、务工经商劳动力转移，是我县农民转移的主要形式；不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转移，有的在本县进城入厂务工，有的进入当地农业龙头企业务工，有的兼季节性、临时性转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外出从事非农职业。
5、劳动力转移主体单一化。我县劳动力转移以青壮年为主体，年龄40岁以下、文化素质比较高劳动力转移比较容易，文化素质低，弱势群体转移比较困难。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向
1、行政推动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新的拉动力。近年来，缙云县委、县政府把提高农民素质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牛鼻子”来抓，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作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构，明确工作职责，出台《关于实施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的若干意见》，明确工作目标，计划2004年—2010年全县培训农村劳动力10.5万人，其中以被征地农民、下山移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主要对象转移就业培训3万人。据统计，2004年全县投入农村劳动力培训资金237.7万元，培训被征地农民、下山移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7056人。技能培训是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推动力。
2、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磁化效应更加明显。农业比较利益低，耕地面积的刚性递减，城乡发展呈二元格局，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对农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示范效应，有力地推动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很大的拉动作用。如我县新碧工业园区引进外来企业100多家，有力地促进当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再如我县下双龙扶贫小区建设规模300亩，拟安置高山远山移民3000名，目前一期工程已完成小区的土石方工程、挡土墙工程、箱涵工程三大基础工程，已预备落实资格农户450户，将转移农村人口近2000名。
六、结语
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力供求趋势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力供给不仅增速下降，规模也开始出现减少；随着人工成本不断上升，过去长期依赖的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减弱。眼下，我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压力，外部经济环境挑战增多，尤其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投资、消费、出口拉动增长和带动就业能力下降，给一些地区和领域的就业带来负面影响。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沿海地区招工难、用工荒和技工短缺的局面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人数不断创新高，农民工等群体就业质量有待提高，城镇就业压力依然存在。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的到来，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受到冲击，一些职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些行业对人力资本要求进一步提高。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技术、人口和就业等一系列变化，有必要研究我国劳动力供求趋势，预测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力供求规模，并提出适应劳动力市场新形势的对策建议。
我国劳动力供给特征及趋势预测
近年来，我国就业形势总体向好，城镇单位新增就业每年以千万规模保持增长，就业规模不断扩大。以2013年至2019年为例，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连续几年保持1300万人以上。 从总量看，我国的部分群体还存在就业压力，但就业总量已经不是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就业的结构性风险大于总量风险。当前，劳动力供不应求成为常态，表现为：一是适龄劳动人口不断下降，劳动力供给规模进一步减少；二是劳动力需求持续增长，市场监测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1以上；三是中等、高等教育扩张延缓推迟了适龄劳动人口进入就业市场，青年劳动参与率有所降低。
从人口角度看，近年来我国人口变动出现“三低”和“三化”特征，“三低”是指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三化”是指老龄化、少子化和农村空心化。劳动力供求呈现“五降一升”特点，其中，“五降”是指人口增速下降、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劳动力人口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和就业人数下降，“一升”是指求人倍率上升。
随着我国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劳动力供给质量亟待提升。其中，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城乡、区域、产业、群体及劳动力供给质量等方面。城乡就业结构性矛盾主要在于农村劳动力技能水平不适应现代产业发展要求，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不适应接纳亿万农民向市民转变等方面。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攀升，内地劳动力比较优势显现，劳动力由过去的“孔雀东南飞”变为随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返乡回流。以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为代表的重点群体就业压力仍处高位，技能素质与岗位需求不匹配问题突出。一方面，企业反映招工难，一线普通工人也面临短缺；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屡创新高，就业压力持续加大。
长期看，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生育率的走低，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将继续减少，劳动力供给规模持续下降。同时，不同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也将继续下降，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后工业化时期有可能下降到50％以下。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和总抚养比上升的情况下，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加快培育人口质量红利是现实目标。
基于趋势判断和已有的劳动力供给数据，我们通过相关模型预测未来十年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预测结果表明，2020年至2030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从9.89亿人下降到9.63亿人，劳动参与率从68.44％下降到65.17％，按照两项指标自身发展趋势推算，我国劳动力供给规模将不断下降，到2030年达到6.27亿人。
我国劳动力需求特征及趋势预测
从需求端看，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增长会下降，但就业规模仍会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很长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创造的就业规模并不相同，经济总量越大，每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规模越大。比如，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岗位的创造就要比十年前多。因此，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缓，并不意味着就业就会出现大规模下降，由于我国经济存量、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经济产业结构具有多样性，可以预期我国就业岗位需求规模仍将不断扩大。
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不少部门还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市场中增加的岗位大部分是一线普通工人和服务人员，行业也多分布在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但是，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和自动化技术快速发展，一些企业加快推进“机器换人”，一些重复性、流程性和安全风险高的岗位开始大规模自动化，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多转向普通操作工、一线客服、物流快递等对受教育和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岗位。随着我国产业加速向中高端迈进，生产性服务业、互联网经济等领域中的一些新岗位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
在实体经济领域，2019年我国工业企业用工下降，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不断减少，从业人员在行业间的分布出现了新变化，逐渐由传统的原材料制造、高耗能行业向先进制造业转移，反映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取得成效。与此同时，以网络经济、平台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创造了大量新就业岗位，吸纳了大量劳动力。
技术进步是影响我国就业的重要变量。历次产业革命经验表明，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替代效应”，通过淘汰旧的生产方式，在短期内会对就业产生明显的破坏。同时，广义的技术进步也会带来就业的“创造效应”，随着新技术大规模应用，将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和新产品及中间产品的扩张，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综合来看，只要生产扩张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替代效应”，就不会出现大规模失业问题。
劳动力需求作为派生需求主要受经济增长、资本及技术禀赋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我们预测认为，从趋势上看，未来十年第一产业劳动力需求量将不断下降，从2020年的1.87亿下降到2030年的1.09亿，第二产业从2亿下降到1.6亿，第三产业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从3.8亿增加到4.9亿，综合三次产业我们认为，到2030年劳动力需求总量约为7.6亿。
积极应对劳动力供求变化
展望未来，为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不断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我国人力资源开发配置效率，我们拟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扩大劳动力供给规模，提高劳动参与率。一是研究出台延迟退休政策，以应对随老龄化进程加快和老龄人口增加导致更多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二是研究出台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以应对生育率下降造成的近期和长期影响，避免下一代际劳动力增长率继续降低和青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三是健全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障生育配套政策，以应对总抚养比上升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家庭负担加重、女性及青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减少临近退休人员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后顾之忧。
第二，减少就业结构性障碍，促进就业公平。一是减少就业性别、城乡及地域歧视，重视女性人力资源开发，深入研究我国不同就业群体的特点和作用，促进就业公平。二是加强就业创业基本公共服务，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减少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就业中的机制障碍和求职成本。三是坚持公平正义理念，打造和谐劳动关系，支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互惠共赢。四是营造良好就业创业环境，加快清理和消除阻碍就业创业的壁垒，加大对新就业形态的支持，保障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基本权益。
第三，更好推动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一是加强后疫情时代劳动力有序流动的研究，保障劳动者迁移、择业、社保接续转移等基本劳动权益，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二是促进农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变和农民向市民转变，进一步提升基层一线劳动者工作技能，加快学习和更新传统知识结构，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更好适应工业化、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三是结合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研究乡村空心化和农村产业转型中的就业问题，加大农、林、牧、渔等产业从业人员、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以及农村贫困劳动力等技能培训力度，做好“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就业帮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