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说：“香港。”
在厂办里等着车来，厂长与她闲话，说香港大约守不住了，平准基金已经放弃维持，但秦秘书却是节节高升，现在身上的职务比以往更多，不光是财政部长的助理，还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太平洋协会任职，直接出面和美国人谈事情……
钟欣愉听着，不禁佩服，同时却也疑惑，老秦还是从前的那个老秦吗
她清楚地记得他在离开华盛顿的飞机上对她说过的那句话——有些事胜利了无法宣扬，失败了无法解释，是需要一点信念支撑的。
他是否坚信如初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这信念会带他到哪里在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意义吗
未曾想出一个所以，轿车来了，带着她离开歌乐山。
进了城，到处拥挤不堪，好像整个中国的人都搬到了这里。她仿佛重回人间，却只是觉得吵闹。所闻，所见，与她毫无关系。她宁愿留在山洞里，听凹印机的嘈嘈切切。
到医院检查，拍了 X 光片。后方无所不缺，连菲林都不够用，全都是由医生当场看过，当场诊断。
医生说，她的肺已经恢复得差不多，现在最大的问题只是长期的疲劳和营养不良，要她好好休息，注意饮食。
但她跟医生要安眠药，只要安眠药。
医生开不出来，手术连麻醉都不能保证，大概也看出她的问题，在心，不在身，顿了顿才又开口说：“我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但你应该好好看看周围，有多少人拼了命想要活下去……”
她笑笑，不答，自己也知道自己没道理。虽然她浑身伤痕，日夜工作，但医生比她更疲惫，吃得更差，外面还有无数的人挣扎在更低微的生死线上。
从诊室出来，她在医院里走着。到处都是人，到处听见痛哭和呻吟。病房像难民营，手术室宛如屠场，太平间早已经不够用了，尸体堆在外面空地上，连一块盖布都没有。
仿佛还嫌不够似的，警报拉响。更多的人涌出来，奔向防空洞。
她并不害怕，只是随人流走着。半路看见一个孩子，也跟她一样，一时被推到西，一时又推到东。
那孩子最多七岁上下，瘦得像麻杆，头发很短，剪得乱七八糟，身上只有单衣，手里还抱着个更小的，挡住了他的视线。而且他也根本抱不动，只好整个人往后仰，越走越慢。后面人等不及，几次险些要把他推倒。
隐约已经可以听见飞机俯冲滑翔的声音，钟欣愉想帮他，把小的那个接手过来，可大孩子却死不放手，警惕地看着她，对她说重庆话。她听不大懂，像是在骂人，说你他妈想干嘛
“来不及了，我帮你，这样可以快一点。”她解释。
大孩子怔了怔，这才松了手，让她把小的抱走了。
那是个一岁多的小女孩，身体软软的，却也沉甸甸的。直到这时，钟欣愉才不得不承认自己太虚弱了，只能用胯骨顶着借力，再空出一只手，想牵牢大的那个。
但大孩子甩脱不要，说：“你别拉我，我肯定跟着你，我不会让你把妹妹抱走的。”
混乱中听见这句话，钟欣愉竟笑了一下。这份混迹于市井的怀疑和老练，让她觉得熟悉。
好不容易进了防空洞，大孩子熟门熟路，挤到一个角落，又把妹妹接手过去，席地而坐。
炮弹落下来，时远，时近，像是隆隆的滚雷。防空洞也跟着在震，昏黄的灯光随之明灭。后来干脆停电了，煤油灯被点亮，有人靠墙抱臂站着闭目养神，也有人从口袋里拿出扑克牌来打，早已习以为常。
但孩子不一样。小的那个吓哭了，大的起身，抱着她掂着，哄着，说：“妹妹不哭，妹妹不哭……”
旁边有个护士认得这两个孩子，努努嘴，对钟欣愉说：“父母轰炸死了，就剩下她们姊妹俩，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平常有人看她们可怜，就给点东西吃，夜里睡在长凳上。我们也不好赶她们走，实在是没有地方去……”
钟欣愉听着，才知道大的这个也是女孩。头皮上有疤痕，头发应该是治伤的时候剪掉的。
她摸摸孩子的手，问：“你冷不冷”
大孩子躲开她，摇摇头，满不在乎地瞟了她一眼。
就是这眼神，又让她觉得熟悉。
从防空洞出来，天都已经黑了。护士，医生，再到院长，她在医院里找一个能负责的人，说想要把孩子带走。
其实并没有人可以负责这件事，他们只是觉得她奇怪，因为她看上去连自己都照顾不了，直到她拿出她在财政部的职员证。
护士相信她了，却又为难地说：“大的那个大概不肯，我去跟她好好讲讲，妹妹有地方去也是好的……”
钟欣愉这才反应过来，人家以为她只要小的那一个。现在这样的年月，这的确是更合理的选择。
但她还是开口解释：“我是说，我想带她们两个一起走。”
在重庆休假的两周，钟欣愉租了一处房子，雇了一个保姆，然后把那两个孩子接过去住。她问她们叫什么名字，大孩子回答：“老大，老二。”
她笑起来，改叫她们阿渡和阿念。
她带她们去理发，跟保姆一起在圆木盆里给她们洗澡，换了两趟水，直到把她们搓成粉红色，然后给她们穿上干净衣服，做饭给她们吃。
也许是因为一直以来的惊吓，阿念一连几天夜里都在哭。保姆快五十岁了，夜里带着孩子睡觉，被折腾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