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变数太多，王琅目前以收集情报为主，不愿与人多谈，于是两人又说回曹操。
在《对酒》中，曹操以简明扼要的笔墨描绘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对于统治层，君王要贤明，佐臣要忠良；诸侯官吏都能爱护百姓，提拔干练明理之人，贬黜昏庸不力之人，依情节轻重处罚罪犯。对于普通百姓，应当不被官吏上门催扰，人人礼让，不陷入诉讼纠纷；耕种所得足以抵御灾年，年老力衰时能够休息。最终，整个社会达到路不拾遗，罪恶消失，人人得以寿终正寝，甚至惠及草木昆虫的大同境界。[2]
按荀羡的理解，曹操格局恢弘开阔，试图将恩惠推及到黎民百姓，这是他凝聚佐臣，奠定霸业的基石。
如何培养君王、诸侯、官吏的贤明仁爱之心，曹操避而不谈，因为这些在瞬息万变的乱世没有空暇去培养。而严刑峻法，赏罚分明这些法家看重的举措能培养出执行力强的官吏，实现他的规划。
君臣严格的尊卑界限，自私自利的人性，曹操也避而不谈，反而拾起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强调要一视同仁，不能根据自己的亲疏远近分配，实现更大范围的公平。
正因为他试图维护广大黎民的利益，他才能得到最多人的支持，击败家世、声望远胜于自己的对手，统一北方。
按荀子“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的标准，尽管他的施政方针靠近法家、墨家，却在诸侯中于实质上最接近王治。
王琅轻飘飘抛出一个质疑：“若以民富论，魏武治下百姓远不如刘景升。”
这让少年瞬间暴露了自己的真正论点：“一隅之民，如何与中原抗衡？益州可谓民殷国富，兼有天险，然则何足道哉？”
王琅心头微动，又听了一会儿，发现他说着益州，实际还是含沙射影在说扬州，对益州与江左的真正差异并无意识，也对曹丕“天限南北”的洞见充满轻蔑，认为孙吴政权以江左之地维持五十余年统治是历史上的异数，一旦北方决出霸主，压服江左只是代价问题。
荀羡的这番谈兴持续到了与谢安会合之后。
抗拒天子赐婚毕竟是件风险极高的麻烦事，他可以理直气壮求助王琅，对被牵连进来的谢安却有些心虚。然而谢安听说以后神色不改，只是温和含笑地对王琅预言“看来过两日要陪琳琅去建康拜访会稽王”，说话时甚至还在悠悠然摇着他的白羽扇，这让荀羡对他秋天摇扇的腹诽变成了谢安石确有名士风度的感慨，高高筑起的防备悄然瓦解。
因此，当谢安问起为何司南、司北都不在王琅身边，王琅简述途中经历之后，话题很自然延续下去。
概括荀羡的论点，大体是对“王者富民，霸者富士”的扩展，认为中原是汉人根基，必须趁北方平定之前进行北伐，还都洛阳。
根据汉末三国的经验，荆州、益州、江左的势家大族大多是偏安派与投降派，自私自利，目光短浅，被这些士族绑架的政权普遍只有几年或十几年寿命，最长的孙吴也不过五十年，绝不能被一时安逸迷惑。
王琅听着听着忍不住看向谢安，有他不着痕迹引导，荀羡的观点比之前激进多了，部分不太成熟的想法也说了出来，真是个非常可怕的人。应该放任他继续诱导荀羡暴露内心未经掩饰的想法，还是让那部分保持混沌，等待潜移默化的改变呢？
王琅正在权衡，冷不丁听谢安问：“魏武非意满中原，然南限于长江，西阻于剑阁，至文帝、武帝乃并之，何也？”
这是可以问的问题吗？
王琅睁大眼睛，在宽阔衣袖的掩盖下悄悄掐了谢安一把。
作者有话说：
[1]《南史·萧惠基传》：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而雅乐正声，鲜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辄赏悦不得已。
又按《晋书·王恭传》：会稽王道子，尝集朝士，置酒于东府，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
可知东晋后期已见南朝艳曲发端。
[2]曹操《对酒》全诗录如下：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
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
班白不负戴。雨泽如此，百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
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若父与兄。犯礼法，轻重随其刑。
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
第84章 南北之变(二)
随着相处日久, 谈笑净胡沙的历史印象逐渐被身边人取代。王琅不止一次亲身感受过谢安的胜负欲，知道他寻常闲话或道寒温，或畅玄言, 如清风拂人心，如珠玑润人目, 风流挥洒间自然博得世人好感。然而水无常形, 当他不再选择隐忍, 那掀起的波澜必然是不倾覆什么不肯罢休的。
荀羡身上的少年锐气可贵, 尽管不做驸马偏离了王琅原先对他的期望, 让她一时举棋不定，但经过谢安这一刺激，她立刻认清了自己不想要的结果, 当即做出决断。
荀羡本非桓温那样的枭雄，真要尚了公主，长此违心矫情, 这把本可杀贼的利刃也会钝了。
既然他不做驸马, 甚至与皇室因此隔阂, 王琅就得磨砺他的锋刃，让他变得更快、更利, 从而抵消帝婿身份的护持, 重新取得立足乱世的资本，也和她的联系更加紧密。
她会让他明白, 自己才是唯一能让他舒心展意、竭尽才用之人。
如此一来, 她就不能让自己未来的霜刃在家门里先磕碰了。
“愿闻高见。”
只见荀羡眉梢微扬, 收住谈兴, 目光在谢安与王琅脸上分别一瞟, 略带警惕地反问。
毕竟是经历过城破的乱世人, 即使年少也不缺敏感，只是表现上尚有突兀，落了形迹，让人将他的防备看在眼里，无形中竖起藩篱。
若在外交场上比喻，便是能抗强秦的蔺相如，而非让敌我皆以为善己的张良。
王琅心里评判，同时将手从谢安袖底收回，在他下意识回望过来的一眼里回了一个笑容。
是的。
自从定下决断，那种如日之耀的明丽神敏又重新回到她身上。
无需事事料定，无论谢安想说什么，现在她要让谢安配合她的行动，那就先安他的心。
“是，我也想听听安石的高见。”
她笑吟吟接话，将发言的舞台全权移交给谢安，目光也完全投注到谢安身上。
这番做派下，不仅荀羡微微一怔，连谢安也顿住目光，停了一息才转动手里的扇柄，答道：“力不能食，才不见用，德不为重，卜失其身，此皆背离常理，谓之不遇。”
有力气的人得不到食物，有才干的人得不到工作，有德行的人得不到尊重，擅长占卜的人保不住性命。
这些违背常理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不是这些人自身比同辈差在哪里，而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
言下之意是曹操英武雄略，非司马炎能够比拟，但司马炎所处的环境之优越，也非曹操所能比拟。
这种放在其他朝代有些大逆不道的想法，在魏晋士人间算是一定程度上的共识。
譬如司马昭向贾充感慨阿斗没心没肺，贾充就没有顺着他落井下石，反而指出“要不是阿斗这么差劲，殿下您凭什么灭亡蜀汉？”[1]
谢灵运评价统一全国的晋武帝司马炎：“只是个中人之姿的君主，正赶上孙皓暴虐作乱，老天送了一份大功劳给他。”[2]
荀羡抬头瞟他一眼，不以为然：“能成大事者，正在把握时遇。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
相比事后总结，永远是事先预测的能力更为宝贵，荀羡争的便是这对时机的判断。
却见谢安不急不缓地摇了摇扇子，问道：“昔荀令君执掌枢机积年，门庭显耀至今，未曾断绝。令则为荀令君六世孙，可知前朝关中胡户几何？汉户几何？”
说完，他并未看荀羡，而是将视线对上王琅，将未尽之问抛给她。
王琅没料到他会从这个角度切入，但对他的问题却很清楚，当即蹙了蹙眉，没等荀羡回答，自己接道：“南北不通消息已久，土断半不可信。我观吴地近二十年黄、白籍户数变化，大抵做过一些推断，情况恐难乐观。”
三国受战争与疫病影响，汉民锐减，到了西晋太康之治时期依然远未恢复到汉末水平。
荀家说是旧族，可能留有些曹魏时期的笔记，对西晋的情况却没机会知晓传承，所以这一问实际是问给王琅听的。
当世之中，论起对这些数字的了解，谁也比不上她。原因在于她为王导做过一段时间幕僚，自家多年任地方刺史，既有机会留心关注，又有机会根据实际情况修正现代知识建立的人口模型。
由于结论太过触目惊心，她一直未透露给任何人知晓，谢安能察觉此事是他作为一流政治家敏锐天赋所致，但实际数字他也根本想象不到。
王琅深深吸了一口气，以平静语气道：“战争、疫病、赋税、徭役，息息相关，皆害民生。‘招抚五胡’遂为国策，魏为肇始，晋因袭之。齐万年作乱后，江统作《徙戎论》，盖言此事，而惠帝不能改。”
汉人这一概念，基本上萌芽于晋朝。
晋人自称为晋人、中国人、华人，胡人称其为晋人，晋亡后逐渐统称汉人，与南人北人的地域之分不同。［3］
由于中原地区常年战乱疫病，人口太少，从曹魏到西晋都在迁徙边境胡人入关，与原先的汉民共同居住，充实中原人口。
民族不同，风俗不同，其中又夹杂着战争制造的仇恨，需要漫长的时间与极高的治理能力弥合矛盾。
魏晋统治者并非不知道这些难处，只是人口压力摆在那里，类似劫掠人口的形式强行补充反而是综合评价下成本最低的道路，便是饮鸩止渴，也只能先喝了。
于是，即使在衣冠南渡之前，北方地区，尤其是关中部分地区的胡汉比例已经到了非常夸张的数字，谁是少数民族都说不准。
江统建议将胡人迁回胡地，看似先见之明，其实没触及根本矛盾，不仅纯属空想，反而加速灾祸，唐朝人修史书回顾这段历史时便看得十分清楚。
王琅停了停，又道：“此事中还有一事，便为华夷通婚之后，所育子女属华属夷。”
这一节连谢安也未想过，抬起眼帘看她。
荀羡问：“莫非胡俗以子随母？”说完，又自己摇摇头否定，“文姬之事与中华同。”
王琅轻轻摇头：“征人远家，子女为母抚育，往往亲近母族。”
她不好举北魏冯太后与孝文帝的例子，便说了个在雍州听到的事例，向两人大概介绍了胡汉杂居处的复杂情形。
胡汉民俗不同，互不通婚，生育混血的多与战争掳掠相关，女方地位极低。也有少量胡主中原以后，两族大姓之间的嫁娶，典型例证为晋惠帝皇后羊献容被匈奴刘曜强占，再纳为皇后，育有三子。
甚至在现代，由于加分政策，许多家庭更愿意选择让孩子入少数民族，这便是现实的复杂性所在。
谢安注意到了北方人口结构的变化，证明他已经意识到北方矛盾核心的重大变化。
相比东汉乃至三国时代，战争只是收复中原的第一步，处理不好多民族问题，打了多少都要吐回去，甚至还不如固守江东。
时代变了。
作者有话说：
[1]《汉晋春秋》：司马文王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
[2]谢灵运《上书劝伐河北》：晋武中主耳，值孙晧虐乱，天祚其德，亦由钜平奉策，荀、贾折谋，故能业崇当年，区宇一统。
[3]谢灵运《辨宗论·问答附》：良由华人悟理无渐而诬道无学。
直到唐朝也自称华人、唐人，元朝才大面积使用汉人称谓。感谢在2022-05-19 23:21:39~2022-08-29 15:37:01期间为我投出霸王票或灌溉营养液的小天使哦~
第85章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若硬要将寒冰与炭火置于一处, 不是冰熄灭炭，便是炭融化冰，彼此消耗。”
“汉朝兴盛之时, 匈奴止于边塞，少数迁入中原, 自被中原同化。而今诸夷大举内迁, 北人南渡江东, 此消彼长, 再想让晋人制服诸夷, 取得长治久安，便要谨慎处置。”
“伤害最小的方法，是将冰炭拆分至不同器皿, 互不影响。其次是拆散寒冰，逐步多次融入炭火，循序渐进。最下是不留余地, 尽消冰或尽灭炭, 刮骨去毒。”
王琅起先听得入神, 最后忍不住无奈摇头，虚虚指着谢安向荀羡笑叹道：“卿可识得谢郎否？”
荀羡微微一愣, 尚未理解她的意思, 只被她眼中笑意吸引注意。
便见她眸光流转，睨向谢安, 责怪道：“自家人关起门说话, 何至于这般周全, 没劲得紧。”
任谁被如此亲昵地责怪也不会生气。
谢安停了一息, 垂下眼帘, 端起茶盏道：“琳琅心中早有成算, 布鼓雷门，岂敢当一句周全。”
嘴上说着岂敢，态度却已缓和，先前如刃逼人的锋芒从他眉目间隐去，恢复往常的闲雅风容。
他用冰炭同器作喻，列举了三种处理策略。
第一种有点像占据燕云十六州以后的辽国，采用因俗而治的政策，分别设置北面官与南面官，以契丹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由于连年天灾人祸导致的人口锐减，即使在原本汉朝疆域的土地上安置几百万外族，资源也并不紧张，难度在划分与管束。
第二种是传统的王霸之术，用权谋分化外族，逐步将四夷都转化入中原文化圈。游牧民族需要征讨与掠夺，农耕社会需要稳定与发展，中华文化在遍布肥沃农田的中原地区具有天然优势，即使胡族自身也能意识到这一点。
上百余年后北魏孝文帝推行的太和改制便是后世所有异族政权主动吸收汉制的先例，可惜行事太过激进，结局和车同轨书同文的秦朝差不多，由于激化矛盾迅速灭亡，被后继者摘了桃子，为王政前驱。
第三种已称不上统治方针，而是战争中的歼灭战，通过消灭异见人口，从而消灭矛盾。几十年后冉闵的杀胡令算是这种方法的极端实践，对胡羯族人无论男女老幼无差别杀害，仅邺城死者就高达二十余万。
然而正如谢安所言，持续上百年的羌胡内迁政策导致北方多民族并立，汉、匈奴、羌、羯、氐、鲜卑，没有哪一族具有绝对优势。靠杀戮做减法，只能巩固自己地盘内的控制，笼络却是做加法，联合更多有生力量为己所用，所以冉闵很快就被击败。
从王琅的角度来看，这三种策略各有各的适用场合，需要根据实际环境判断，必要时调整策略，改弦更张也并不忌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