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倘若，法国出兵之前，玛丽便有实力吃下南边的邻居……那事情，就大不一样了。
这大概是一条相当艰辛的道路。
不过玛丽尚有几分信心。
目前，亨利二世兵力本就不足，还要考虑国内其他势力的牵制，根本无法远程控制苏格兰，只能任她自由发挥。玛丽既不打算依赖他，对于海那边的指示，也就无需过于在意。
总之，要按自己的步调来，充分利用好盟友。
——回到故乡的玛丽，终日忙于“国家大事”，如今，俨然是个政治动物了。
只不过，她隐约觉得，自己似乎忽略了什么。
哦，她忽略了弗朗索瓦。
新婚伊始，他们就分居两地，只靠书信来往。现在，因为路途遥远，通讯不便，她淡忘了“家庭”的束缚，一心扑在工作上，几乎……完全将他抛诸脑后。
也没有彻底遗忘，她还在一心算计他的父亲、他的国家呢。
这，仿佛是拔吊无情的典范。
玛丽不由得扶额长叹。
其实，他们还没有过那啥呢……
通常，根据现行教会法规。夫妻关系要发生过“实质行为”，才算生效。所以，他们之间，还有其他转圜的余地……
这么一思索，好像，更显得自己忘恩负义、凉薄寡情了。
玛丽简直不敢多想。
还是专心搞生产建设吧。这，也是她把诸领主召集来的主要目的。
当然，这位发愤图强的女王，隐蔽了最真实的想法，用的是另一套更冠冕堂皇、却又直指人心的说辞。
1558年11月，爱丁堡内集会的众苏格兰勋爵，对于女王抛出的建议，简直“大惊失色”。
虽然他们中很多人，已在暗地里考虑皈依新教，也希望效仿英格兰那些压制教权的举动；但是，听闻他们那个理应笃信天主教的女王，竟撇开其母亲、其婆家的影响，号称要主动搞宗教改革时，爵爷们几乎全体躁动了。
玛丽的原话如下——
“诸位，我们必须承认，罗马教廷曾经为基督教世界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时至今日，他们某些作派，已呈现出滞后与腐朽的一面，并渐渐成为社会的顽疾，反而妨碍了天主福音的传播。因此，我希望，以国家的名义，以君主的名义，对此进行改良。”
“看看我们的邻国。亨利八世曾用国王的权力，为国民选择过相对稳定的道路。爱德华六世却走向加尔文派的极端，迫害大批天主教徒；他们于是武装起义，推翻他的遗愿。玛丽一世想恢复教皇的绝对权威，手段激烈，造成死伤惨重，因而遭人怨恨，被骂‘倒行逆施’。如今，有望成为英格兰新君的伊丽莎白，大约要再次举起新教的旗帜……”
“国君的更替，固然可能会动摇国家的局势；而信仰的偏向，则制造了更多的骚乱和不安。”
“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基督有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既然世俗的生活，和精神的生活，理应由国家和教会分开负责；那么，教廷就不应把祂的意志，强加于国家权力之上；那么，信仰的内容，不该成为世俗生活的主宰，成为罪与非罪的绝对标准。”
要按照罗马教廷的观点，玛丽这就是“新教改革”了——她以个人的角度在解释《圣经》。但是，天主教高层，从来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时不时冒出教义争辩。所以，她用一国之君身份所发的言，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国家意志，并不是教皇可随意审判的对象。
“英格兰诸位君主的更迭，已给了我们许多启示。邻国曾经历过的动乱，我惟愿，不要在这片高地上发生。”
“国家的利益，理应高于一切。”
主权国家，高于教权的统治。其实，一直以来，许多君主都暗中以这条原则在行事。然而，这次，借着西欧宗教改革的飓风，玛丽正式将此宣之于口，并决定，公之于民众。
而后，她甩出了第一条改革举措：没收修道院，并废除部分教士特权。
——一心想搞经济建设的玛丽，兹决定，尽可能把教会不动产和收入“据为己有”。
第20章 政治动物（捉虫）
英格兰真是个很好的模仿对象。
主权国家的概念，世俗国家的重要性，大约要等近一百年后、由法国首相黎塞留提出，才逐渐深入人心。可是，英格兰王国，从亨利八世开始，就以和教廷决裂的方式，走出了主权国家的一大步。
尽管玛丽认为，文明的理想是政教分离。可是，这个年代，一个相对政治上集权自主的国家政体，哪怕依旧鼓吹“君权神授”，也算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
亨利八世的《至尊法案》，便是一本很好的教材。它宣布，国君为教会首脑，拥有任命教会各种神职和决定教义的权力。与之相应的，还有一系列加强王权、唯我独尊性质的法令。
如《首岁教捐法》，规定教士收入中的上供部分，不再交给教皇，而是奉于君主；如《禁止上诉法》，宣布国内涉及遗产继承和婚姻方面的官司，不得诉至罗马；如《叛国罪法》，确定凡不承认君主尊严、称号、财产，或斥其为异教徒、分裂者之类的言行，都属于叛国罪……
林林总总，以《反对教皇权力法》划上了句号。
最后这部法案，彻底清除了罗马教廷在英格兰的各种权力，包括解释《圣经》的权力，足以把教皇气得七窍生烟。
当然，尽管胆大如穿越女玛丽，最后一份《反对教皇权力法》，目前还是不敢模仿的。但是，采纳其余几个的实质内容，在“地广人稀”的苏格兰推行，困难并不大。
如她所料，在知会各领主之后，她所颁布的改革举措一路推进，并无太多阻力。
偷偷热衷于新教的爵爷们倒也罢了。那些旧教信徒，一方面对女王学习亨利八世、把教会资产和组织运行体系均纳入国有而忿忿不平；一方面，又庆幸女王形式上继续恪守着天主教礼仪，公然宣扬王国对遥远的罗马“要充满敬意”——他们犹豫之间，既没有直接反抗，也来不及向教廷告状。所以，爱丁堡及其周边，都是一派“改革顺利”的风景。
哼，主要还是因为满足了上层贵族利益（且没有对普通人群造成损害）。瞧，法令颁布之后，连历来和斯图亚特家族最不对付的道格拉斯领主，也没有“为反对而反对”，而是欣欣然清点着修道院那些丰厚藏品，喜滋滋的抱回家去享用了。
没错，玛丽从始至终的目的，就是权和钱。
权，是必须紧紧攥在国君的手上的。玛丽剥夺了罗马以及本地教会诸多世俗权力，将之据为己有。其他领主，也象征性的分到了几口汤。但名义上，最终裁决权，全部归属于君主。
没收修道院，则是经济环节中最重要的一步。玛丽把除少数书籍外的所有动产，毫不吝惜的赐给了勋爵们——那些闪着光的金银器，大大安抚了众贵族的心。不动产方面，玛丽允许爵爷们按领地范围瓜分了部分；其余的，加上王室直属领内的，她宣布全归国有——唔，修道院结构还是很结实的，作公共场所使用很不错；教会土地可算最好的那一批，正好拿去搞农牧业试点。
与此同时，玛丽并未直接强迫教士修女们还俗——修道院房舍他们依然能够居住，园圃和土地他们依然被允许耕作。只是，这些产业的所有权，已归于女王陛下；并且，修道院居民从今往后，要服从的，更多是国君的世俗要求，而非罗马教廷的精神遥控。
倒不是说，全体苏格兰神职人员，都成为了国君的雇员。实际上，教会依然存在，只是“机构被精简”；且其最高首脑，变更为玛丽·斯图亚特女王。
玛丽固然收缴了相对封闭的修道院，鲸吞了众多土地，但对于素来承担重要公共职能的教堂，她非常精心的保护着、宽容着、维持其组织结构，尽可能少指手画脚。
而那些失去“根基”的教士和修女，在发现现有教堂无法容纳他们所有人之后，要么索性回归世俗，要么留在原处为国君打工、坚持“避世清修”。
作为特权阶层，神职人员名义上暂时仍旧是免税的。然而，玛丽使用了类似的《首岁教捐法》，令他们把收入十分之一上缴“苏格兰教会之首领总督·女王的库房”，也算变相征税，增加了自个收入。
对，玛丽暂不打算废除古老而传统的什一税。《圣经》中说，农牧产品的十分之一属于上帝。尽管这些年宗教改革浪潮中，先驱地德意志的农民一直叫嚷着要废除此税，可路德派从未照做。后起之秀加尔文与亨利八世，也不曾放过这笔收入。而立场相似的亨利八世，其做法最合玛丽心意——这笔钱，揣进国君兜里就好。
民生和民权，固然是一个未来灵魂非常向往的东西。可玛丽清楚，改革难以一蹴而就，最好是顺应潮流。历史本有它的发展规律。像王莽那样不顾时代局限，脱离其根基、想要搞超前社会的，往往会惨痛失败。
就如她自己，目前尚不敢脱去天主教徒的帽子。在这段所谓的变革中，对外，玛丽仍坚持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宣称，她永远怀着对罗马教皇的尊重，遵守一切旧有礼仪形式；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她必须因地制宜，规范一些苏格兰世俗政策，以保证人民的世俗幸福。
鉴于玛丽表面礼仪上的优待，还有英格兰这个前车之鉴（玛丽总是默默感怀，有亨利八世这个出头鸟真的太棒了），留在苏格兰的顽固旧教徒暂无过激行动。一方面，虽然女王对教义不特别精通，但她找到的《圣经》原文，确实令他们难以辩驳；另一方面，博斯维尔的禁卫军在维（；）稳方面颇有建树，诸位勋爵也还肯配合做事，手无寸铁者难以反抗。
对于最淳朴的平民来说，无非是剥削压迫者的头子合二为一；教堂又没撤，日常生活好像也不太受影响。嗯，在他们眼中，女王陛下肤白貌美，威仪满满，值得敬爱；她又给他们发了些农用物资，还说要带领大家耕牧致富，更该发自内心的拥戴了。
什么，领主和教士在扯皮？这个，双方都得罪不起，咱还是埋头干自己的活去吧。
在玛丽威逼利诱之下，苏格兰“宗教改革”的初始阶段，可以说相当之平稳。
她也随之发现，“小国”果然有“小国”的好处——人口少，上层更少，掌控起来，相对容易。
当然，总有人不吃她那一套。
教皇在苏格兰的代表，即他的鹰犬，瞧着玛丽越来越不顺眼。可是，在此边陲之地，罗马教廷的势力有限；偏偏西班牙、法兰西、英格兰三国的和谈才起头，为一点“小纠纷”大动干戈不可能，甚至连“教训”一下都不合适。
毕竟，消息通过去本就慢；而且教皇正忙得很，连起草一份严厉的外交辞令，都不大容易。
——玛丽正衷心感谢前些年的战乱，消耗了西班牙、法兰西、英格兰等国的诸多储备，让他们对外动武的能耐大大减低。接下来，苏格兰也就有希望在夹缝中发展，成为她的第一个改革试验田。
不过，玛丽还很需要顾及瓦卢瓦王室的情绪，尤其是亨利二世。于是，她很“诚恳”的写了一封长信，向公公解释了她这些日子在苏格兰的所作所为。
她写道，国内新教势力生长凶猛（其实还好），邻国伊丽莎白的宗教倾向鼓舞了一批不安分的领主（这个倒没错），且民意汹涌（远没那么糟）；她为了平衡紧张局势，过于冲动，在和丈夫商量之前，就擅自主张（胆大妄为），模仿了英格兰的某些改革措施，以示妥协。她声明，她对罗马教廷始终心怀景仰，此次冒犯纯属无奈，请求谅解。
她在信中，百般示弱，恳请亨利二世的支持与帮助；她强调自己是瓦卢瓦王室的从属，心系王室的利益，绝对与法兰西同进退。
这些纸上的优美措辞，要稳住远在巴黎的法国国王，并不困难。毕竟，法籍的大统帅蒙哥马利，正因为英格兰政局变动，在几位“值得信任”的苏格兰勋爵的陪伴下，屯兵边境；他耳朵里灌满了爵爷们为女王改革找出的理由，他所见皆是他们对法兰西战略的忠实执行。而另一个正宗法国贵女，玛丽·德·吉斯，撑着虚弱病体，亦在信中为女儿求情。
这位母亲，可谓玛丽的一桩憾事。回苏格兰之后，她就发现，王太后的身体比先前明显羸弱太多。经历过五次生育，步入更年期的玛丽王太后如今深受妇科疾患的困扰；然而医师并无妙法，玛丽也束手无策——这些，不是靠医疗知识和普通护理手段就能解决的，穿越女如她，只能眼见生身母亲渐渐枯瘦下去。
更令玛丽感怀的，是这位病弱王太后，放权颇为痛快，把亲信力量早早移交给了女儿；其中就包括梅特兰德。这位被前任女主子认可的首席秘书，在锐意进取的玛丽眼中，果然精明能干，是未来可被聘管财政的好苗子——更别提，他似乎有意于自己身边的弗莱明小姐，十分方便笼络。
当玛丽开始改革，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王太后，尽管有些受打击，却轻易听信了女儿的安抚，并为孩子祈祷，宁愿自己承担基督的不满，只求女王诸事顺遂、平安健康。
种种举措，都像是在弥补十余年来错失的亲情……惹得玛丽和她母女拥抱，掉了好多滴眼泪。
母亲的遗憾似乎在消弭……待收到亨利二世的回信，玛丽更觉安心了。
公公很善解人意。他表达了理解，和保护她的信念，以及向罗马教皇辩解的打算。他还微微暗示，自己亦认为，世俗化王权高于教权是时代趋势。于是，玛丽更敞开心扉，同法国国王再次阐明接下来的计划——邻国局势尚稳，难以贸然干涉；最好先承认伊丽莎白，且暂不强求英格兰王位。
这封回信，玛丽又洋洋洒洒写了个大长篇，分析现状，展露观点。其涉及外交的部分，与她给邻国的文书保持基本一致。没错，她已经同伊丽莎白通过信了——苏格兰君主对新女王继位表示恭喜，承认她合法；声称自己渴望和平，不喜欢血腥；末了，她表示，希望她能被增加为英格兰的合法继承人，最好是排在伊丽莎白的表侄女、格雷姐妹之前。
此外，玛丽还妄想着一石二鸟。和公公的通讯中，她直白提到了那个加尔文的学生，约翰·诺克斯。
“我认为，此人极其危险。苏格兰的极端新教势力，几乎都受到他的指使。苏格兰目前的宗教政策，只拦住了各领主投向新教的心，并不曾给新教徒开赦。所以，那些激进分子动乱的理由犹在。如果不加以控制，我恐怕，未来此人还会在境内掀起轩然大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