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窃窃私语，梵妮悄然睁开了眼。她的睡眠一向很轻。
你看她醒了，赶紧把装有药盒的塑料袋递了过去。
“这是你的药。”
“谢谢。”她说，把药放在一边。注意到我手里的报纸。
“看来你们已经知道我被检方起诉了。”梵妮慢慢坐起身子，将茶几上的纸揉成一团。
那张纸上的每个号码都代表一个律师。划掉的是直接被明确拒绝的。两个画圈的要的太多，余下的几个说要考虑一下。
“我真不明白到底还要考虑什么。明明后天就要开庭了！”她的脸上浮现出即将崩溃的痛苦。
梵妮深吸一口气，当着我们的面儿拆开一盒药，颤抖着将药片吞了下去。
“反正也这样了。律师对我来说真是个奢侈品。”她自嘲地笑笑，似乎稳定了一些，话里仍带着情绪。
“辩护律师很关键。”我对她讲。
一个好的律师可以发现常人发现不了的问题和关键。也就是说，只要辩护律师提出对案件提出合理疑问，陪审团就可能判无罪。这就是连辛普森那个小丑都能脱罪的原因。
我劝梵妮打起精神的时候你已经跑去打电话联系集团的法律顾问了。不得不说，我喜欢你的高效率，布鲁斯。
事实证明还是自家雇佣的律师最靠谱。他在一个小时内就驱车从市中心赶了过来。
考虑到梵妮的情绪不是很稳定，我们先把律师领到书房，对他说了目前的状况。
起初他不是很想接手梵妮的案子，拐弯抹角地说自己有别的事走不开。或许在他看来，为这种“全民公敌”做辩护的弊远大于利。即便是为了出名也不划算。
你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立刻拿出当初的合约。上面写着他作为公司高薪聘请的法律顾问要无条件帮助处理集团和董事长私生活相关的法律事务。
“当然了，我也不是无情之人。会给你一定的补偿。”你承诺案子了结后会另付给他一笔钱。
在你的软硬兼施和金钱的诱惑下（后者自然更为关键），律师答应下来。
梵妮进来后，他马上拿出专业态度。先是问了一些和案件有关的东西。以我的目前所知，梵妮没有全部说出来。很显然，她有自己的顾虑。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一定高度的认知。
“你是哪天收到传票的？”
“我一直没有回家。今天读报的时候才知道后天要开庭。”
“据我所知，这个事件距离曝光不足半个月吧？”
“是的。”梵妮迟疑了一下，然后点头。
“那可就难办了。”律师皱起眉，随后吐出一堆专业术语。什么没有预审听证啦，审前动议被取消啦，还有被告享有提出动议来回应起诉状的权利无法行使之类的。虽然我听不太明白，不过看他的表情，情况并不乐观。
“因为是检方起诉，梵妮小姐，这些对你有利的审前环节通通都没有。”
律师还说，检方提起公诉的前提是必须取得足够的、达到公诉标准的证据。也就是说，对方肯定有把握能定她的罪。但梵妮作为被告根本不知道检方有哪些对她不利的证据。抗辩难度系数属实比较大。
“否认呢，又分概括否认和部分否认。概括否认就是全部都不认，部分否认就麻烦多了。你得搞清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检方会问你哪些问题，针对你的哪些举动。梵妮小姐，你最好把你能想到的所有可能会被问到的东西写出来，稍后我们进行模拟。”
律师掰着手指头数，一个劲儿地摇头叹气。这无形中给在场的每个人心中都增添了压力。你把律师叫到一边，跟他说了点什么。再回来时，律师已经收敛起情绪不再外露。
“如果我不去会怎样？”梵妮突然问。
“缺席判决么？”律师想了一下。
“建议您最好不要这样做，尤其面对的是检察院的人。如果被告不出庭和答辩，法官可能会作出对其不利的判决。”
梵妮沉默地听着。她有一个简单的双手捂脸的动作。只一会，她垂下手，依旧是冷冰冰的一张脸。
这看上去没什么，甚至可以说是一切正常。然而这个动作在心理学上象征着自我安慰。当事人正处于一种高强度的精神压力下，因为改变不了现状又不想在人前失态而采取的一种迂回的缓解方式。
凭借我对她的了解，最近连串的打击确确实实对她造成了一定的心理上的影响。以前的梵妮永远是副风轻云淡的样子，即便是在我给她当管家的时候。她把药藏的很好，没被我发现过。更别提在我面前情绪失控这种事。今天她服药前的表现（呼吸急促、手抖）很可能是神经高度紧张造成的神经衰弱。
“关注她的情绪变化。感觉不对就叫停谈话。”我叮嘱了你几句，转身离开了书房。
因为传票上通常写有被告出庭和答辩的时间的信息，所以我还得去梵妮的公寓跑一趟。
大厦的保安换了一批人。眼前这几个脸生的面孔一听我是来取梵妮的信件时纷纷喜笑颜开。还热情地帮我把近二十个大纸箱搬出大厦。
“这些都是？”我再三确认。
“是的，都是近期邮寄给洛佩斯夫人的信件。”他们脸上洋溢着如释重负的笑。就好像终于丢掉了这个烫手山芋。
我开的私家车根本装不下这么多箱子，只好临时叫了辆货车。让搬运工人把纸箱搬进庄园仓库。
工人走后，我从仓库的门后抽出一张折叠板凳，展开坐下。接着将纸箱里的东西一股脑倒出来。再把里面的东西简单粗略地分为两类：单纯的信以及装有可疑物品的盒子（有些散发着臭气，不出意外是某种动物的尸体）。当然，那些信，我随手拆开一封，辱骂和恐吓的几率各占一半。也可能两者同时存在。总的来说，我对哥谭民众的素质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这些可不能让她看到。
我想着，继续在浩如烟海的信里寻找。摸索了近三个小时才从中翻出了盖有法院印章的传票。
终于结束了。
我长舒一口气，打算活动一下身子。却发现自己的腿麻了。脖子和腰也发酸。缓了一会才勉强站起来。
至于那些无关紧要的、或愚蠢或自以为是的人类产物，不如就此埋葬吧。正好后院有块空地，不过是挖个坑的事。
说干就干。我找来铁锹挖了个约一英尺深的坑，把信件全部丢进去。最后用一铲一铲土把它们掩埋。大功告成，我抬手看了眼腕表：时间不早了，我得去准备晚餐。
往常五点钟大家就会陆续来到餐厅用餐。然而今天已经五点半了，只有我一个人望着一大桌子菜陷入沉思。
我又等了一刻钟还没人下来吃饭。
不按时吃饭早晚要饿出胃病。得上那玩意可不好受，慢性病是要跟随一辈子的事。
出于对你和梵妮健康方面的担心，我来到书房。
书房里正在展开一场热火朝天的辩论。律师模拟检方，你充当法官，梵妮保持自己被告的身份不动。
律师以非常快的语速抛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是说你对整件事都毫不知情？”
“是的。我唯一的错误是聘请礼仪老师前没有查清她的底细。”
“停，你这样是不对的。”律师摆摆手。
“我们现在并不知道丝萝小姐被羁押后有没有更改口供。假设她推翻了之前的话，说你才是主谋，你再这么讲就很难令人信服。”
梵妮点点头，“那我要怎么说？”
“不要完全置身事外，但你可以把主谋的位置推给她。”律师换了副口吻，夹着嗓子说话，听上去怪怪的。
“丝萝小姐承诺会帮我培养出最棒的淑女。但又不让我干涉她的教学。这很，嗯……奇怪。她对我说的内容有一点点不符合规矩，但我想孩子们马上也要成年嫁人了，也不能对生.理知识一无所知。只是没想到……”
“记住，模糊你对教学内容的了解。半真半假的东西更具迷惑性。”律师恢复了正常的声音。
“可这样不就相当于承认知情了吗？”你插嘴道。
“听我说——这是万不得已时才能说的话。”律师头也不抬地翻看着他的笔记本，停在某页然后拿起笔，拔掉笔帽快速地记着什么。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片刻，他抬头看向梵妮，再次跟她确认。
“如果丝萝小姐已经决定把罪揽到自己身上，那我们就说，你事务繁忙疏忽了。然后尽可能展示你的自责就行了。”
“好。”她点头应道。
“那如果……”
“布鲁斯，该吃晚饭了。”眼看你又发出新的疑问，我急忙打断。
你抬头看了眼墙上的钟表，瘪瘪嘴没再说什么。我的余光扫过梵妮。与你不同，她则是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
梵妮和律师先后离开了书房，我叫住你。
“律师毕竟是律师。你不要过度担心。”我说，“你也看到了，梵妮的状态不好。吃完饭你陪她去花园散散步。”
“她会答应吗？”你说话的底气不足。不难想象你曾经被拒绝过。
“或许吧。”
严格意义上讲，我不应该净教你些“歪门邪道”。但我还是忍不住说，“人在情绪最脆弱的时候很容易会接纳别人对他（她）的好。”
这就叫乘人之危。
你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晚餐过后，你向梵妮提议出去散步。她同意了，于是你们走出屋子。
入秋后天气徒然增添了几分寒意。尤其是这样夹杂着冷风的深秋。屋内的玻璃蒙上一层朦胧的白雾叫人看不清楚。我靠在朝后花园的窗户边，用手肘擦拭玻璃上的雾气。
外面的天色暗下来。我的鼻尖紧贴着窗户，可惜也只能隐约看到你和她晃动的背影。梵妮走的很慢，你放缓步子陪在她身边。你还是怕她。不敢拉她的手。
“他们俩真的是情侣吗？”律师的声音在背后响起。我转过脸，他的脖子上还挂着用餐的布巾。
“我留你吃晚饭，给你安排客房可不是让你来八卦的。”我冷着一张脸，“否则你还得早起晚归市区郊区两头跑。”
“当然当然。”他举手作投降状哈哈大笑，不见半点窘迫。
律师是个聪明人。他不说，不表现出来不满不代表他心悦诚服。而对付聪明人，通常得采用迂回的方式。
“那就喝点酒暖暖身子吧。”我取来一瓶66年的红酒以示诚意。
律师明显有点犹豫。
“我酒量不好，喝醉失态就不好了。”
我假装没看到他摆手，自顾自倒上两杯，说了句感谢的话然后低头品了一口红酒。
醇厚的口感带有葡萄发酵后独有的微涩和甘甜刺激着味蕾，充盈口腔，让人不舍得咽下。跟那年和雷吉喝的没什么两样。只是想到他，这酒瞬间变得苦涩。再也品不出什么味道。
我抬头，律师正摇晃着高脚杯，犹豫不决。
“这么好的酒不喝就真的可惜了。全美国都不见得有几瓶。”
我故意把瓶身上的年代展示给他看。
“怪我不识货。”律师歉意一笑，将杯子送到嘴边，“一杯就好。”
好的红酒是有魔力的。律师很快打破自己定下的原则，多喝了好几杯，喝的脸庞攀上酡红。
律师醉了。他打开话匣子，什么都说。谨慎被抛在一边。他成了一个健谈的人。
“你这个小少爷心太急，净给我添乱！洛佩斯身体不好，我也不能强求她怎样。反正我说什么她都光点头。态度太消极了！”律师批评道。
他坦言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他心里清楚梵妮对他并不信任，告诉他的东西也有所保留，你又频频向他施压，要他作无罪辩护。
“无罪辩护哪有那么容易？这完全是我一个人的战斗嘛。”律师醉醺醺地嘟囔。
“是是是，我理解。”我虚情假意道，又给他倒上一杯，循循善诱，“韦恩集团怎么样？”
“集团现在也不太平。到时候有他忙的。你知道财务部的谢尔盖吗？那个大胡子俄罗斯人，他上周找我咨询了一些经济诈骗的问题。老实说，他很可能已经触犯了法律。还有汤斯顿，他挪用公款的事……”
这酒还真没白喝。
我垂眸瞄了一眼胸前别着的录音笔。上面的红灯正不知疲惫地闪烁着。
好样的，日后的集团清肃就靠他了。
不过放心的是，录音的本意不用做威胁。只要他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官司中，发挥他最大的作用，没人会知道他就是那个“告发者”。
晚些时候，你和梵妮回来了。散心初见成效，她主动和你道了晚安。
这激发起你的斗志。第二天五点不到你就醒了。自己一声不吭做了四人份的早餐。
你急的不得了。随身带着本《美国法典》恨不能临时修个法律专业。梵妮呢，身体和精神都饱受折磨。她缺席了早餐，在接下来的沟通交流中表现出消极的一面。至于律师，时间紧迫，他怕准备不充分坏了名声，总是在不停地查找漏洞。变着法子套梵妮的话。后者非常抗拒，最后由于律师的逼问直接离开了书房。
梵妮在厨房找到我，希望我可以开车带她出去兜兜风。
“再忍一天好不好？”我用商量的口气说，希望她可以把时间用在和律师交流上。
“制定法律的是男人，法官是男人，陪审团也是男人。你想想看，我的结果会如何？”
“话不能这么说，”我试着摆出经验丰富的样子，“这世上总是有正直的法律人。”
“我真的需要出去！阿尔弗雷德，我受不了了！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快半个月了，一步都没有踏出去过！让我走吧，否则我会疯掉！”
她急切的神情和哀求的口吻动摇了我刚刚还坚定的想法。
“那……好吧。”我妥协了，“不过我得跟布鲁斯说一声。如果你离开太久的话，他会担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