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环节叫我问你答。如果你说的是实话，这盏绿灯会亮。如果你说了谎，红灯会亮。明白了吗？”
“这不在事先说好的台本里。”艾米莉亚直接拒绝了。但主持人并不打算放过她。
“只是个游戏，那么紧张干什么？你来这里不就是想让我们相信你的话吗？你当然可以选择拒绝，不过你的话恐怕将不能令人信服。你们说是不是？”
镜头扫向观众席。席上嘘声一片。有部分观众将竖起的大拇指朝下。
如此默契的配合，节目组果然早有准备。从始至终被蒙在鼓里的只有艾米莉亚一个人罢了。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逼艾米莉亚接受测试。如果她不接受或是一走了之就会被视为心虚。之前所说的话也会被一并推翻。
就像是被人逼进了一条没有出口的绝路，最终艾米莉亚不情不愿地让工作人员把连接着主仪器的黑色臂带固定在胳膊和手指上。
“你和洛佩斯夫人是怎么认识的？”
“她需要一个礼仪老师给学生上课。我撒了谎——”
“叮。”红灯亮了。
“说的不错，你确实撒了谎。”主持人面无表情地点点头，好像这样能显得他有多专业似的。他继续问道。
“那些东西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她要求你教授的？”
“是我自己的决定。与她无关。”
“叮。”又是红灯。
艾米莉亚的表情变得更加不安和焦躁。
“你的心跳很快嘛。”主持人调侃了一句随即抛出下一个问题，“她付给你多少报酬？”
“五十万。”
“叮。”绿灯亮起。映在艾米莉亚不可思议的脸上。
“很好的开端，丝萝小姐。不得不说一句，洛佩斯夫人对你是真的大方。”
“我从没给过她那么多钱。”梵妮低声说。她起身一言不发朝楼梯走去。
你举起遥控器，屏幕瞬间黑了下来。察觉到我在看你，你解释说，“关了。看着心烦。”然后追随梵妮上了楼。
的确，已经没有看下去的必要了。因为不会有人质疑测谎仪的真假。所谓的测谎仪不过是个道具而已。有利的话被判定为谎言，不利的则是“真相”。这确实是场游戏。一场被人操纵的游戏。愚弄了所有人。
事情到这里没有结束。我们从第二天报纸上得知艾米莉亚下了节目后被检方叫去问讯。两天后，电视上播报了一条这样的新闻：艾米莉亚由于教唆、向未成年人传播不良思想现已被警方拘捕。法律界人士表示，她将面临五年至十年的刑期。
这件事像燎原的烈火一样迅速传播，引发了民众的热烈讨论和争议。
在人们看来，艾米莉亚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妓.女，被梵妮以高薪诱惑而来，帮她培养床，伴。而这种惩罚力度其残忍性不亚于，甚至超过了犯罪本身。人们开始同情艾米莉亚，说她什么都不懂。讲她有多无辜。艾米莉亚成了人人怜悯的对象。
同时它激发起了人们的叛逆情绪。这情绪既迷乱又狂暴。即便现在是深秋，冷风冻的人直打寒颤，我毫不怀疑只要朝人群中扔一颗火星，
就能燃起熊熊大火。
人们走上街头抗议。一时间梵妮的民调率大跌。部分人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们纷纷表示，梵妮的品性和行为不配参与市长竞选。甚至有人指出，zheng府应不畏强权，及时对其进行调查，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案。
我在抗议队伍中认出了我的一个线人，一个电话打过去。他告诉我，抗议民众里有很多像他一样拿钱办事的临时演员。主要负责煽动情绪，撇清zheng府的不作为，保持仇敌心理。
如今预言一件件变为现实。一切都在按照猫头鹰法庭编定的剧本走。即便它的主要力量已不复存在。
三天后，梵妮接到竞选委员会的电话。最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她被除名了。
这意味着最后翻盘的机会没有了。
即便有设想过这个最坏的可能，但当它真正发生的时候还是很难令人接受。
梵妮为竞选付出了多少我不得而知，但她从那天起变得更加憔悴。
我安慰她说，男人净是些不讲道理的生物。他们善妒、无能却又自命不凡。他们的卑鄙之处在于，他们假装平等地看待女性，欢迎她们加入进来。但又时时刻刻在用言语和行为驱逐她们。
如果她确实能力出色，他们会想方设法把她的成绩按在自己身上。
如果她稍有姿色，他们会编造一些桃色流言，否定她的个人能力。如果她中规中矩，他们会从她的生活习惯和爱好下手，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会成为他们狂欢的“证据”。他们的敌意在不断暗示女人：滚回家去。
暴力、骚扰、侵犯、羞辱、漠视、贬低。
女性在职场遭遇的不公平对待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是男权世世代代在公共场域把女人驯服的传统。承受不住压力的女人或许会自我欺骗（其实我也不是很想要这份工作），自我安慰（还是回家舒服些）。而那些拒绝被驯服的女人迟早也呆不下去，要被迫辞职。*
我暗自庆幸她可以不用经历这些。
但这真的是种“幸运”吗？
麻烦接踵而至。不知是谁曝光了梵妮的私人号码，数不清的辱骂短信和骚扰电话占满了手机。她不得不拔掉了电话卡。紧接着，庄园里的座机也未能幸免。因为电话号码处于半公开的状态（本意是方便需要救助的群体主动联系），所以人人都能打进来。
每当我接起电话，愤怒的人们总是在反复质问你为什么不发声明宣布和梵妮分手。少数极端主义分子还会威胁、寄希望于你会对她进行惩罚。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会尽可能和颜悦色地和那些歇斯底里的人说话，劝他们保持理智不要轻易被带节奏。然而并不起效果。疯狂的民众变本加厉，连带着你一块儿辱骂。一天近百通饱含恶意的电话，换谁也吃不消。我索性拔掉了电话线。
你的私人号码也接到过几通不友好的电话。保险起见，你立刻换了号码。但骚扰电话依旧存在。可以肯定这其中有认识你的熟人的手笔。
梵妮见你的情况如此，直接放弃了换号的打算。我们三人最后只剩下我的手机尚可保持和外界的联系。
不夸张的说，那段时间连我都快神经衰弱了。只要手机铃声一响，所有人都变得紧张兮兮的。
不可否认，我们生活在恐怖之中。因为说服已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人们放弃了思考，只一味地听见和看见。他们视自己为绝对正义，竟妄图对他人进行审判。这令我们感到窒息。当然，这其中借此发泄情绪的人大有人在。没有什么比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现在被爆出丑闻的英雄更适合被当做攻击对象的人选了。尤其她还是个女人。
卢修斯来电话的时候我还小小的紧张了一下。他告诉我明后两天分别是马特和哈维下葬的日子。虽然我已预感到墓园的压抑，但胜在可以借此机会透口气。毕竟庄园里的气氛也好不到哪里去。梵妮的身体愈发虚弱，你一门心思扑在她身上，精神状态也大不如从前。我没有任何埋怨她的意思。她吃了很多苦头。我也心疼她。
然而布鲁斯，我认为你需要走出家门适当放松。即便放松这个词不合适用于任何葬礼。起初你犹豫不决，但在我的坚持下你答应下来。
梵妮不是很习惯你的照顾（我想这和她多年来一个人摸爬滚打的经历
是分不开的）。听说你会离开几个小时，她也算是松了口气。她的舍曲林吃完了。我答应回来的路上会帮她再买几盒。
墓园里的人比平时多上一倍不止。爆炸确确实实造成部分民众的死亡。然而近日更多地被悼念的是各界名人。他们有些死于“心脏类疾病”，有些则死于车祸和各式各样的意外。韦恩集团据说也病逝了几位高层。
他们到底死于什么，没有人比我们更清楚。
我和你参加了两场葬礼。首先是兢兢业业一辈子仍贫困的马特。
“这是马特爷爷。你小时候去公司开会的时候他还给过你糖果。”我说着红了眼眶。
你点点头，弯腰把手中的鲜花放在墓碑前。
临走前我给了马特的遗孀一笔钱。她还有两个孩子要养。但愿这样日子能好过些。
千篇一律的黑色外套，哀伤的表情和流不尽的眼泪。人与人没什么不同。因为谁都可以做作成这种样子。可是我悲痛的心情却是无法表现出来的。
哈维生前是基督教徒，他的告别仪式在教堂举行。没多少人知道他死在曾经的同事枪下。如此惊人的警界丑闻竟没露给媒体一点风声。这是绝不可能的。唯一的解释是，消息被有意封锁了。
我本不想在人前哭泣。可轮到我走上前和他道别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流泪。
他胸前的血迹已经擦拭干净，换上件白色的衬衫。毫无血色的脸扑了一层厚厚的□□。那是为了掩盖尸斑而做的。
我不愿说他死了。警察是他干了一辈子的职业。功过无需他人评判。现在，哈维继续去抓捕坏人了。无论他去了哪儿，他那么勇敢，肯定不会害怕。
“谢谢你，我把布鲁斯找回来了。”
我信守了诺言，俯身悄悄把一把袖珍手，枪塞进棺木。
牧师捧着《圣经》走到人们中间用沉重的语调高声朗读。
“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阿门。”他在胸口画了个十字。
“阿门。”在场的男男女女纷纷跟着比划。
我回到人群中安静地站着，没有任何动作。
“阿尔弗雷德，你怎么不向上帝祷告了？”你凑到我耳边小声问。
“哭和祷告是同一件事。布鲁斯，我们哭，我们祷告都是在宣泄我们的无助。”
现在我认为，宗教是最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改变不了任何事物。上帝是个简单的名词，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不过是人类将它与希冀、痛苦、哀悼、欲望通通杂糅在一起才使得其延续了百年。
棺材的盖子合上，被人抬了出去。剩下的随之走出教堂。门口停着辆黑色的灵车。它将把死者送往墓地安葬。随后工人会驾驶推土机把墓穴填平，并用电夯把土压实，再铺上碧绿的草皮。可以想象，春天到来之际那里会长出新芽。
教堂的栅栏外，丝毫感受不到暖意的阳光映出一个男人斜长的影子。
我回头张望，四周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
灵车还没开走，我担心藏在暗处的男人要搞破坏。或许他是哈维曾拘捕的犯人，怀恨在心，今日前来报复。
我借着你的肩膀当掩护，慢慢把枪从衣襟下拿出来握在手中直奔栅栏外。
男人察觉到我的影子，转身就跑。我紧随其后。
“不许动！否则我就开枪了！”
他身形一顿，停下脚步。然后转过身，迟疑地叫出了我的名字。
“阿尔弗雷德。”
“怎么是你？戈登！”我赶紧把象征着敌意的枪收起来，扯出一个歉意的笑。
“我来送送他。”他说。浑身被一种浓稠的哀愁笼罩，比我上次见他时更忧伤。
“你刚才怎么不进去看他？”
“老兄，你多少天不看新闻了？”戈登无奈地摇摇头，“我已经不是局长了。因为有人检举我在高架桥交通事故中做手脚故意隐瞒信息阻碍调查，那群王八蛋降了我的职，给我处分又罚款。我一怒之下就辞职了。现在那个叫莱斯的，成了新局长。我倒成了全警局的耻辱。”
“我把事情搞成这样，我没脸见他啊，”他说着说着别过脸去。阳光下，泪水流过脸颊，压倒了面部的绒毛。
身后传来脚步声，伴随着一声试探性的呼声。
“戈登？”
“很高兴见到你，布鲁斯。”戈登吸了吸鼻子继续说道，“杀害他的那四个人应该还没有离开哥谭。我迟早会找到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等你见到他们会怎样？”你问。
“我会毫不犹豫亲手杀了他们。”戈登说，“我是个失败者，布鲁斯。你可千万不要跟我学。”
“不。你不是。十一岁那年，有个人为刚刚失去双亲的小男孩披上外套，让他知道人生还能继续。那时他就成为了我心中的英雄，一直如此。”
“谢谢你的安慰，布鲁斯。”戈登拍了拍你的肩膀，然后看向我。
“我该走了。”
虽然我知道现在道歉也改变不了什么，但话若是讲不出口就会变成巨石压在心头。
“对不起。”我郑重地道了歉。如果不是我的请求，他也不会掺和进梵妮的事。
“你我不需要道歉，那帮人是存了心要把我搞下去。就算它没有发生，他们还会找其他的借口。”他露出一抹苦笑，“我现在做私家侦探维持生计。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记得来照顾我的生意。”
戈登走了。他的影子被阳光拖的好长好长。
人散了。我们从悲痛中醒来，发现现实已经大步迈向不可预知的深渊。时间才过去了七天。浑浑噩噩的像场不真实的梦魇。
舆论风暴愈演愈烈。有小道消息称杰罗麦是受了弟弟死亡的刺激才会发疯。死人是没办法承受生者的怒火。于是罪责立马转向了当初射杀杰罗姆的人。再加上最近名人相继离世，媒体摇摇笔杆子，添油加醋一番。那些笔者媒体原本一直称呼她“洛佩斯夫人”，现在却简单地叫她“梵妮”。仿佛他们认为一个被男子冠上的姓氏比女子的名字本身更高贵似的。
言语和文字都是有力量的东西。这些东西杀起人来，比枪比炸，弹还要可怕。在民众眼里，梵妮已不再仅仅是个拿孩子搞性，交易的人这么简单，她赫然成了厄运和不幸的象征。
从墓园回来后的当天中午，我看到梵妮坐在沙发上闭着眼休息。她的面前摆着一张写满电话号码的纸（大部分被涂抹勾掉了），手机还亮着。地上散落着我今早尚未来得及看的报纸，我读过后便知道了原因。你把脑袋凑过来，我把关键的部分指给你看。
“怎么会这样！”你低声问，惊愕之余又担心又愤怒。
我的心也沉甸甸的，“艾米莉亚已经被收押了。我们早该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