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主任的身体每况愈下，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躺在床上，没人帮忙的话他无法起身。
妈妈每天早晚帮他换洗、喂饭，其余时间便由他躺在床上，即便哀嚎也不理的。
王主任很臭，大小便都裹在尿布里，他讲不清楚话，会泄愤似地抠出秽物，甩得到处都是，甚至以此攻击靠近他的人，所以直到他死我都没进过他的房间。
王主任去世那天，他的女儿和女婿带着一帮亲戚第一时间来了。
王主任被草草收拾了一下后拉去了殡仪馆，他的女儿对妈妈和我下了最后通牒，要求我们三天以内搬离她的房子，否则没有废话，直接报警。
妈妈没有吵闹，带着我搬进了她租的两间小房子里，房东是常和她一起打麻将的菜贩。
从小洋楼到农户房顶加盖的彩钢房，我没有为这种落差感到不满，甚至由衷地觉得安心，我想妈妈也是这样觉得的。
后来铺子的生意愈见惨淡，我们没了经济来源，妈妈整日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她在牌桌上欠了些钱，便不怎么去棋牌室了。
她偶尔会问我长大后会不会养她，我总是让她放一百个心，说以后不养她就是小狗。
后来妈妈关了铺子，去家政公司做保姆，没多久后她竟谈了个退休的大学教授，据说是跳广场舞的同伴介绍的。
那个教授请我们母女去很正式、很高档的餐厅吃饭，我见他不算老，头发漆黑如墨，戴着眼镜，西装笔挺，样子很斯文，所以在他问我赞不赞成妈妈和他交往时，我表示很赞成、很同意。
教授是离婚独居的，妈妈很快辞了工作搬去他家里住，教授每月的退休金有两万多，但他对妈妈十分吝啬，规定两人每天的生活开支不能超过100元，如果哪天多买了些水果或者鱼蟹，便要将超出的部分平摊到以后的日子里，等“账”平了再恢复每日100元的水平。
那段时间，我独自住在柏树村，妈妈告诉我教授爱清净，不喜欢孩子。
后来妈妈渐渐发现自己被算计了，她以恋爱的名义照顾教授的饮食起居，帮他洗衣打扫，事无巨细，可教授对妈妈一毛不拔，甚至也不打算结婚，妈妈感觉自己不知不觉间成了他的免费保姆，多次争吵无果后便要了一笔劳动补偿费，与教授分道扬镳了。
我妈没什么文化，除了做得一手好菜，她引以为豪的便是她的外貌，她皮肤白，身材苗条，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些。
我隐约知道，她手机通讯录里有许多风流的秘密，导致她在外风评不佳，所以离开教授不久后，她突然告诉我她要同一个办鞋厂的本地人结婚时，我对此丝毫不觉得意外，只是问她是不是还是个老头，她笑着问难道还有小年轻会看上你妈吗？
当时我是真心祝福她的，我对她说希望你以后的人生一帆风顺，过得幸福。
出乎意料之外，妈妈的新丈夫很大方，她如愿以偿当上了阔太太，穿金戴银，周身名牌，出入都有司机接送，每天辗转在各个茶楼会馆，接触到了本地富裕人家的圈子。
托她的福，我得以有了很好的学习条件，甚至解决了户口问题，这才有机会进入招生极为严苛的知名高中读书。
那时我十六七岁，随着青春期而来的忧郁和敏感，让我懂得了别人鄙夷我妈这种人的原因，我也终于理解了人们说的那种特意通过感情和婚姻谋占他人财产的阴谋。我是心虚的，但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个新爸爸的资助。
我不喜欢新爸爸家，因为他的儿女显而易见地讨厌妈妈和我，每次聚餐，他们总是乐于故意展现家庭成员间的友爱和谐，很有默契地高声说笑，想用笑声刺激我和我妈的神经。
他们做任何事都会将我们母女忽略，甚至连眼神也吝于着落在我们身上。我和妈妈在他们嘴里都没有姓名，即便当面称呼，也会用“那个谁”、“喂”、“那个人”、“她女儿”之类来代替。
妈妈似乎并不受他们的影响，随时都是笑意盈盈的，也许是妆面太浓的缘故，她越来越像一只笑面狐狸了。
还好我平时都住学校，休息天我就回柏树村的出租屋，眼不见心不烦，我乐得离他们远远的。
后来，新爸爸家的鞋厂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妈妈的日子也难过起来了，她已经养成了养尊处优的性子，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我高三那年，因为新爸爸没钱了不再帮妈妈还赌债，她便开始四处借钱，甚至打起我的主意，希望我把攒的零花钱拿给她去翻本。
我意识到妈妈要完了，她偷拿了新爸爸家的珠宝首饰去典当，以换取赌资。甚至，她为了劝债主不要上门，不惜和信贷公司的马仔发生关系，还被录像下来以此威胁，最终还是被新爸爸知道。
妈妈被扫地出门了，她拉着两箱子衣服躲回柏树村，告诉我说她的债主还在找她，也许我们需要回老家去避避风头。
记忆里，妈妈年轻时就和她的家庭断绝了联系，我不知道她说的老家是在哪，我问她，她也不回答。
那段日子我过得十分煎熬，没有钱，每天吃饭都是问题。
不得已我开始向身边的老师和同学借钱，借得多了，又迟迟还不上，我的名声就不好了，同学们都远离我，质疑我的人品。
我的心理压力与日俱增，很想放弃念书，却又不甘心。
妈妈一直躲在出租屋里，每天蒙头大睡，我每星期回去一次，给她买好米面和调料，如果钱有富余，就多买一板鸡蛋。我实在没有多余买菜的钱了，这些东西只能糊口。
到最后我借不到钱了，不但不能买食物给妈妈，连我自己的生活费也没有了。我默默哭了一夜，第二天不敢去学校，坐在床沿上发呆。
妈妈仍然躺在床上，说话的声音却很清醒，她让我先去上学，这星期之内她会来学校给我送生活费的。
我什么都没说，但她好像都知道了。
柏树村距离学校大约五公里，从前有钱的时候，我都是打车往来，最近几个月我连公交车也不坐，都是走路，从江这边走到江那边，要经过壮观的之江大桥。
站在大桥上看风景时，我才发现向来情感迟钝的我原来也会触景伤情、千愁万绪、愁肠百结、忧心忡忡…
我没有去学校，因为上星期离校时我已经跟好几个同学承诺了周一一定会还钱，纵使我脸皮再厚，也不能再三食言。
我就在大桥上从上午待到了黄昏，一个人饥肠辘辘，来来回回地走着，最终下定了退学的决心。
那天晚上，我估摸着晚自习已经开始，就想趁着夜色遮掩回宿舍打包行李，书是不能读了，我必须打工挣钱去。谁知刚走到校门口就遇到了正在登记入校的妈妈，她恢复了从前艳丽的打扮，看不出落魄。
妈妈给了我六百块钱，让我省着点花，她说她要出去工作了，未来一个月可能都不会回来，如果挣到了钱她会打在我卡上。
这些钱不够我还债，但可以先还上与我闹矛盾的几个同学，这样我也就能在班里立足了。
我没有问她找到了什么工作能在第一天就拿到钱，只是后来，她越来越少回到我们出租屋，偶尔来一趟，她也会安排在周日，带我出去吃些肉菜，给我买点营养品。
临近高考的那几天，她没有像平常一样来找我，我给她打电话打不通，发短信也没人回。我担惊受怕地等了两天，却还是联系不上她，便请假去派出所报了警。
我不知道她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只告诉了警察她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等等，然后接待我的警察说，你妈妈被拘留了，因为……
即便到今天，我也不愿意回想起。
我和妈妈的关系，总是不咸不淡的，但她是我确定无疑的依靠与港湾，相对于这个世界，我和她永远是天然一体的。所以，她的错就是我的错，她的罪就是我的罪。
当时，我把妈妈从派出所领了出来，她穿得很艳俗，也不看我，只是冷冷地指责警察不守信暴露了她被抓的事，她自顾自地解释，说她明明签了不告知家属的责任书。
我知道，这些话是说给我听的，她无意牵累我。
没有指责、怨愤，没有羞耻、自责，我们心照不宣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我把我的校服外套给她穿上，我们一路无言，仍旧回到柏树村的出租屋。
从那天起，我的心境就彻底不同了，那种经历了无数煎熬困窘后突然长大的感觉，像竹笋破土，一夜成林。或许是因为神经大条的缘故，我并不觉得痛苦。
那段时间，我正与林蒨冷战，为了支撑我和妈妈的生活，我去找她道歉，请求她借我些钱，好让我完成高考。
我的卑微示弱没有白费，林蒨说服她爸爸借给了我八千块钱，我写了欠条，安下心来。
高考结束后，妈妈带着我做过几次家政小时工，我不喜欢做这些活，便自己去肯德基应聘实习生。
高考成绩下来了，我考了575分，算是不好不坏，正常发挥，这个分数勉强能进本地的一所财经学校。
我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四年来靠着助学贷款，半工半读，顺利完成了学业，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后来又跳过几次槽，也都是在广告行业里消磨。
2018年年末我和恋人分手，下定决心离开杭州去上海重新开始事业，在上海我遇到了现在的男友寸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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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话要说：一些刻意营造的景象/意象重叠、对应：1、昆明的城市（城中村/破旧厂区筒子楼/商场）和村寨（沙溪/江尾/湾溪）的风物景观，是寸心月的来处和生活场景，是外来者孔青娣视觉和想象的到达；2、杭州的城郊（柏树村），包括广州的工厂景观，是孔青娣的生活场景，也是寸心月的到达和路过，有她理想中的青春氛围（弟弟赵齐在之江大桥写生，在附近的美术学院画室追逐梦想。）寸心月后来选择自戕的地方和孔青娣长大的地方（柏树村）很近，之江大桥也见证过孔青娣的青春阵痛。
第49章 【番外二】我最亲爱的朋友
2020年大年初一的沙溪镇，天气晴，微风。
隐藏在狭窄小巷里的土房子客栈，土墙土瓦，连桌椅都是老物件打磨的，朴素中透着精致。我和心月坐在靠小院的地方，温热的太阳光穿过玻璃窗撒在心月身上，为她镀上一层暖洋洋的柔光。她乖巧地趴在桌上，表情朴实而安宁，静静听我讲了许久的故事。
到了下午两点多，我们都感觉有些饿了，我看到客栈小黑板上写着供应米线、面条等小吃，便招呼一直隐藏在吧台后面看书的老板煮点东西来吃。
没过多久老板煮好了米线给我们送了出来，他自己也捧着一碗在吧台那里吃。我这人自来熟，便叫老板坐过来一起吃，边吃边聊天，老板就笑嘻嘻地端着碗过来了。
老板看起来四十来岁的样子，头发半长不短扎在脑后，嘴边留着一圈浓密的短胡须，穿着风格比较“文青”，看上去是个挺和善儒雅的人。
我和他攀谈几句后得知他是北京人，五年前辞职周游全国，觉得沙溪这地方比较合心意，就和女朋友一起开了这家客栈。今年受疫情影响，客栈几乎没有生意，她女友就回北京陪家人过年去了，留他在这里看店。
他抱怨完今年哑火的旅游业和他入不敷出的惨淡生意，又问起我和心月，说我们不像是游客，但也不太像本地人，我简单说了自己的情况，也帮不善言辞的心月介绍了两句，老板笑着说：“果然猜得不错，你是南方人，她是云南的少数民族。”
老板笑吟吟地看着心月，问：“我说的对不对，你是彝族的吧。”
心月摇摇头说：“不是，我爸妈都是汉族。”
老板不好意思地说：“哎呀，居然猜错了，一般来说，我看人还是准的。”
我好奇地问他：“她又没穿民族服装，你怎么看出她是什么族的？”
老板指了指墙上的艺术照片说：“这些照片都是我去少数民族村寨里采风时拍的，你看她和那个彝族妹子长得像不像。”
我来回看心月和照片里的女孩，却觉得她们除了都是大眼睛，五官秀丽外，似乎没有更多相似处。
老板继续侃侃而谈：“我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感觉从长相上还是能区分不同民族的，比如这位美女，我为什么会看错呢，就是她的皮肤有一种淡淡的，云贵高原上独有的那种黄铜色，但这种黄铜色是好看的，我可不是那种以白为美的审美哦，她们这种皮肤颜色别处的太阳都还晒不出来的，非常原生态，非常健康，哈哈…还有她的眼睛很深邃，鼻梁眼窝起伏明显，瘦长脸型，能看得出明显的下颌骨结构，还有就是表情神态，山上的少数民族面相都比较温和，眼睛里又有一种特别淳朴、坚韧的生命力…”
心月被老板看得有些害羞，低下了头，我对老板的见解不置可否，不走心地恭维了他一句：“您还是挺有艺术家的洞察力的！”
老板豪爽地笑起来，“不存在 ，不存在，我就是个普通的摄影爱好者。”
正说着话，心月的电话响了，是她小姨叫她回去吃饭，她答应着挂了电话，说要走了，我抢先付了钱，心月觉得不好意思，一定要还给我，我只好让她下回请我，她才停止了客气。
我们一起走出小镇来到公路边，心月要等车回去，我便陪着她站了一会，我们互相记了电话，添加了微信。我想，下次见面，我们就可以算是朋友了。
回家后，我和嫂子坐在一起摘菜，嫂子问我去哪里逛了这么半天才回来，我就和她说起在沙溪街上碰到心月然后一起坐着聊天的事。
嫂子诧异地看了我一眼，用一种略带嫌弃的表情说：“她倒是还有闲心到处玩。”
我问她怎么了，嫂子凑近我耳朵说：“中午的时候，小姑那边打来电话，说心月的爸爸昨天下午走了。”
我吃了一惊，第一个反应是问：“那心月知道吗？”
“肯定知道的呀，他爸初三下葬，她亲自答应要去下关参加葬礼。”
嫂子说完这话，声音压得更低了：“她家也是造孽了，老的造孽，小的也造孽，你说她去了和那个弟弟怎么相处，亲戚朋友都在跟前，他们两个见面有多尴尬，简直是羞先人喽…”
是啊，他们要如何相见，如何相处呢？
到了初三这天，我听景华的爸妈闲聊，说是心月的表姐夫开车送她去下关的。她和齐小芙、赵齐母子之间说了什么话，各自以什么表情、态度面对彼此，我无从得知。
今年的春节过得很特殊，疫情虽然还没有实际上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但每天看着网络上的种种讯息，它始终是压在每个人心头上的阴影。
到了初六那天，村里突然广播通知不许进村出村，要实行严格的封村管制了，我们都窝在家里，吃饭时聚在一起，吃完饭各自躲回房间睡觉玩手机。闲得无聊时，我又想起心月，于是主动找她聊天。
聊到封村的事时她竟告诉我，她不在小姨家住了，因为小姨给她住的那间房霉味太重，她呼吸道不好，感觉无法正常呼吸，又觉得拘束，索性搬了出来。
她跟我们那天去的那家客栈的老板谈妥了租房的事，正好赶在封村前住进了客栈。而客栈的老板在得知要封村后，马上收拾行李连夜回北京去了，这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他觉得守着客栈也没生意，就不如回去和家人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