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角色啊，有顺眼的吗。”
“镜头都没上，再顺眼也就是看看，还早呢，定不了。”
小董笑笑，瘦溜的肩膀抖了抖。
基于日常交流留下的印象和女同事之间的闲话（主要是前者），成蔚知道小董对她有意思。他目前没有任何明确的表示，成蔚希望这样的情况维持久一些，如果小董自愿移开目光，那更好。虽然这样说有些无情，但她在这公司不到一年，不希望工作场合的小小烦扰变成真正的不方便。倒不是小董是一个多么糟糕的潜在恋爱对象，需要不择手段地斩断与其发展关系的可能性，而是成蔚此刻无法想象和任何人在一起。现在的她，内心深处更加习惯猜疑，以及从可能的坏结果来反推事物的发展方向。她快把自己说服了：打不倒你的会让你更强大，这未必；最多只能说，打不倒你的会让你更精于自保。如今她对待身边刚认识不久的人，如同一个心态不平衡的观光客，围绕着雕塑转圈，不是为了多角度欣赏它的美，而是要寻找其他人都乐意忽略的微小裂痕。
电梯门打开，成蔚满怀心事地快步走出去了，没有注意到试图和她并肩走出，但是没跟上的小董。
一个人，虽然是老相识了，却仍然要接受成蔚这一番严格审视：她的母亲。实际上，这是一种相互作用力，她和母亲常常无情地互相审视对方。成蔚从没有想过情况会变成这样。在从云陇关回家之前，成蔚心里充满愧疚，心想着索性这辈子再也不要离开母亲。母女俩的确过了一段心心相印的日子，但是好景不长——成蔚无法对母亲透露那一段经历，只能用显而易见的谎言来搪塞；而在母亲眼中，那成了女儿一段“失落的时间”，可以随意往里面填充许多不体面的联想。渐渐的，成蔚觉得自己在母亲面前，诡异地成为了有过出轨嫌疑的丈夫，两人之间的一切不合都可以归因到那一段她不肯老实交代的黑洞之中，又因这永存的黑洞生出更多不合。其直接结果，是回家两个月后，她们已经为彼此流了总量令人担忧的泪水，成蔚只能在工作前景不明的情况下搬出来独居。独居的头一周非常难熬。她开着整个屋子的灯睡觉，也无法驱赶有人站在卧室门外的幻觉。
成蔚不希望受此影响，让完全的负面情绪占据那段关于逃亡的回忆；她害怕这样下去，会逐渐痛恨当时身不由己的自己。虽然不能说在那惊心动魄的数日中，她被迫尝到的惊恐和困惑之间夹杂着“美好”，但的确有一些经历是深切而不可遗忘的。无论是为了再证那些经历的不可遗忘性，还是纯粹为了个人感情需求，成蔚都想多和杨甄相处，然而机会太少。杨甄回到了出生的省份，在半个中国之外的一家烘焙连锁店做学徒。虽说是学徒，一个月也只能休两天。成蔚去见过她一次，她体重正常了一些，为了见成蔚而长时间洗澡，手指尖都泡出皱纹了，衣服上却依然沾染着浓烈的甜香味。成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把杨甄推回浴室重洗，不是因为她身上脏（事实上完全不脏），而只是因为成蔚脑子中突然跳出亲手用花洒给杨甄仔仔细细冲掉头发上泡沫的景象，于是就很想实现它。也许是因为她怀念照顾杨甄的感觉。那是逃亡之中，她觉得自己最有用，最不慌乱的一刻。
她们丝毫没有谈论那一次逃亡的细节。只要在当下一刻相处，就已经是曾经携手跨过鬼门关的证明。不过，杨甄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在被警方监控。这次会面的前后，成蔚整天竖着耳朵，总觉得会突然接到警方的电话。
后来，杨甄承诺周末来见成蔚，但是成蔚稍微提了一句“我这边还有个朋友，吃饭的时候可以一起”，杨甄隔日就改变了主意，打电话说因为换班，脱不开身，只能下次了。成蔚不怪她。她明白，这不是杨甄有独占的心思在作祟；恰恰相反，杨甄依然有伤痛，依然因此而胆怯，所以不愿过多占据成蔚的注意力。这不可耻，也不应该指责。
底线是我希望你过得好。
希望你过得好。
成蔚还想了另外一个办法，来消解那段回忆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能自由地说出口、倾吐情绪，就寻找一个替代方案。她有一个高中以来就认识的好朋友，如今是一名影视编剧。两人也不在同一个城市，虽然半年未必见一次，关系也不见褪色。这是那种以少年时光做担保，有效提高保质期的奢侈友情。这名朋友与她相约看完乐队演出、逛完酒吧后，在成蔚住处留宿。换好夏款纯棉睡衣后，成蔚狡猾地找了一个足够安静、预示着私密坦白即将到来的时机，在床上一翻身，像睡佛一样侧卧着，说：“我前段时间经历了一个事，挺适合你写成剧本，真的。”于是，利用朋友的好胜心，成蔚成功地让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摆出了签字笔和笔记本。
“你说啊，你敢说我就敢写。”这位戴眼镜的朋友盘腿坐在床上，笑盈盈的，脚趾头像鼓槌一样上下交替晃动，挑衅感十足。
“你听我说，我要用第三人称来讲这个故事，而且你先不要假设里面哪个人物是我……”
“哎哟，你不嫌自己作？说个八卦也给我头头是道地定规矩一二三四五六七条，我承诺，随便把你当成里面哪个男的，总可以了吧。你就说吧，故事里头有没有点下三滥的事儿？没有的话我可不写了啊，不带劲。”
“有，有……”
成蔚清了清嗓子，然后发现自己几乎哑口无言。她想以一种游戏式的、抗拒严肃的风格，把事情的主要脉络对朋友说出来，但实在做不到。这对那段经历本身并不公平，对她自己不公平，甚至对这位朋友也不公平。
她只能用别的东西来替代这个话题。她欢笑着，觉得与老朋友重聚的这个晚上很愉快，但同时又觉得：我用尽办法，一无所得。
一次次的自我调节失败，沮丧和愤怒情绪蔓延。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接到了方振洲的电话。
那天傍晚，成蔚没有带伞，下班出了地铁站，发现正在下着大雨。到家之后，她刚刚脱掉湿透的袜子，手机响了起来。她心情烦躁地把袜子搁在椅子扶手上，接听手机，仿佛能在听筒上闻到袜子浸湿后令人不快的酸味。虽然没有立刻认出电话中的声音，但就像预见到一个快得让自己来不及遮住耳朵的雷声，她的心提了起来。
“是成蔚吗？”
“是我。”
“我是方振洲，云陇关缉毒大队副队长，记得吧？”
“喔，当然记得，方队，有事？”
“你说话还方便吧？”
“我一个人在家。”
“好。我听你有点紧张，你别紧张。我这不是通知，也不是命令，你先好好听着。是这样的，当初胡仕杰从缅甸那边买到的东西，号称要供应给国内的分销商，对吧，这还是你最先报告给我们的。我们一直在找本来要在外省和他接头的分销商是谁，或者说是哪个群体。这件事情直到现在，我们才有了眉目。我们已经基本确认，他们是谁，不过现在犯罪证据不足，不宜抓捕。这伙人长久联系不上胡仕杰，已经料到他出了问题。但对这些犯罪分子来说，这未必是件坏事。市场上缺乏了一个环节，但不会所有利益链条都完全断掉，他们只会想着趁机博得更多的非法利益。我先确定一下，这些你都听明白了吧？明白就是明白了，不明白的我可以再解释，你不要含糊。”
“都明白了。”
“好。接下来是和你有关的部分。现在有可靠的证据显示，这伙人竟然从胡仕杰那儿听说过你，而且了解得还不算少。现在，他们很好奇，你手中是不是掌握着胡仕杰留下的利益链条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