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翼冷嗤，掩饰地说：“小孩子过年才穿新衣裳。”言下之意，自己已经是大人了。
不想进了门，钟庆年便拿出给他制备的一件，也是棉袄，样子差不多，对襟盘扣，藏青色的，要他穿上。另外还有一包内衣和袜子，让他带去店里替换。
林翼不好意思，知微偏还要说：“嗯，小孩子过年才穿新衣裳。”
总算钟庆年给他解围，说：“你看我，穿的也是新衣裳。”
他这才换了，表面上勉强，心里欢天喜地。
钟庆年也挺高兴，前前后后看了看，这回没有买太大，袖子只需要卷一下。
四个人乘上电车到南市去，放眼都是冬天肃穆的颜色，却又到处点缀着艳艳的红、小孩子的笑，以及老街上的烟火气。他们挤在人群里看城隍游街，吃了一肚子的绿豆印糕和臭豆腐干，在炮仗声中扯着嗓子讲话，其实也没说什么，却笑得很开心。傍晚回家，还是坐电车，不怕冷似地趴在车尾的栏杆那里，听着一路克林克林的铃声，看铁轨蜿蜒远去。冷风吹到脸上，心里却好像烧着火，由内而外地热出来。
那之后很久很久，林翼都记着这一天的感觉。
钟欣愉也一样。
后来，她回想当时，钟庆年说自己穿新衣，是玩笑，却也是实话。
做了包打听便不用再去街上巡逻，也不必再穿军装号衣。呢子礼帽和西装都是侦缉科给他新添置的。
头一回见父亲这么打扮，欣愉和知微便觉得很新鲜。自她们出生，父亲便是巡捕。长到这个时候，早已经习惯了那顶钟型盔和那身卡其黄的制服。现在突然换了个样子，竟有些陌生，却也耳目一新。
知微偷偷跟林翼说：“你知道为什么侦探的外衣总是存心做得大一些吗”
林翼不知道。
知微告诉他：“是因为身上要背枪。”
林翼咋舌。欣愉知道那是开不得玩笑的东西。知微却只是好奇，总想着要找机会摸一摸。
新年过去，重又开学开市，读书的读书，做工的做工。
钟庆年耽搁在外面的时间比从前更久，不会再半当中溜回来一趟，只为了给她们炒菜。有时候索性叫她们到弄堂口的点心店里解决一顿饭，有时甚至日夜颠倒，他返家，天已经亮了，她们正要起床去上学。
那一天，就是这样的。他一张隔夜面孔一身烟气地进门，俯身在脸盆架子那里洗脸。知微趁机去翻他挂在门背后的西装，枪套就在衣服里面，棕色皮质的壳子，露出黑色的手柄。离得近，已经可以闻到枪油的气味。
钟欣愉后来才知道，那是一把上海厂生产的九毫米口径手枪，仿制勃朗宁 1900 型，俗称“枪牌撸子”。一支售价四十块大洋，是土制转轮枪的两倍，但又比英国或者美国的进口货便宜不少，于是便成了租界巡捕房华人侦探手里最常见的配枪。
但在当时，知微并没能碰到那把枪。她才刚伸手，就给父亲看见了。
钟庆年顾不上擦干脸上的水，吼了声：“你干嘛呢！”一步冲过来把她赶开，将枪套从门板钩子上拿下来，抬手放到衣柜顶上她们绝对够不着的地方。动作急了，西装跟着掉到地上，口袋里装的物事也散落出来。
这不是父亲惯常跟她们讲话的语气。欣愉给吓了一跳，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
钟庆年大概也觉得了，这才和缓了声音对她们说：“这不是小孩子能碰的东西，记住了没有”
知微倒无所谓，涎着脸说：“我记住了，下次肯定不碰。”
“还想着下次呢没下次了。”钟庆年刮她一下鼻子，蹲在地上收拾，又怪自己，“也是我偷懒，就不该带回来……”
知微赶紧也帮忙，捡起一张卡片，巴掌那么大，上面有铅印的抬头：上海集成银公司。
“这个是什么”她问父亲。
钟庆年看了一眼，接过去夹进一个本子里，说：“是张通行证。”
“到哪里去的通行证”知微偏还要问。
“一间印刷厂。”钟庆年简略地回答。
“阿爸为什么要去印刷厂”
“因为做案子。”
“做的什么案子”
“你还问！”钟庆年佯装生气，曲起食指中指对着她的头，作势要敲她毛栗子。知微这才打住，缩着脖子跑开了。
本子里东西收好，外面用皮绳扣上，鼓鼓胀胀的，重又放回西装口袋里。
欣愉旁观，忽然想起来，这个本子，自己从前就见过的。
究竟做的什么案子，父亲始终不说，好奇便一直积攒在那里，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两年，到处都不太平。罢工、罢学、罢市的浪头从北方传过来，还有工人集会，学生游行。巡捕的名声不好，包打听更坏。
开春之后的一天，坟山路弄堂里抓人，邻居们都去看热闹。
前后停了两辆黑色轿车，堵住进出去路。从车上下来几个包探，冲进一幢房子，直奔三层阁，站在外面也能听见脚步声雷动。过了一会儿，便押出两个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说是不久之前在街上闹事的学生，当时侥幸逃脱，借房子躲在此地，被巡捕房的暗桩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