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她的手稍微一抖，恐怕他这会早见阎王爷去了。杨廷襄一想到这里，按捺不住得气血翻涌，“你真把我当个人吗？”
令年道：“还要少说话。”
杨廷襄眉头一竖：“我还得当个哑巴？”他心想：多半是她唬他的，但架不住生性怕死，把后面的话咽回去了，只有一双眼里余怒未消。令年抿着嘴，把地上打翻的茶碗拾起来，问他要不要喝茶，见杨廷襄摇头，便直起腰来，忽听杨廷襄道：“别动。”令年当他伤口崩裂了，遂扶着床帮没有动，杨廷襄直直地盯了她一会，摇了摇头，疑惑地说：“你这眼珠子的色和人不一样。”
令年道：“人眼珠的颜色有深有浅，不奇怪。”
杨廷襄道：“不是和别人比。你和康年、慎年的眼睛不一样。”他将她的头发一指，越发疑神疑鬼起来，“你这毛怎么也带卷的？”
令年哭笑不得，说：“我这是在洋人的美发店里用火钳子卷的。”
杨廷襄原本就是突发奇想，听她这样说，也就把这事情撇过去了，两眼望着房顶，只顾想心事。这时令年听到脚步声，回头一望，见杨文庆默默地走来房门口，望着杨廷襄。自杨廷襄中枪昏迷后，杨文庆总趁没人时溜进来，像只狗似的蜷缩着睡在杨廷襄的脚边，他那个亲爹，还毫无知觉。令年对杨文庆招手，杨文庆只是摇头，令年心想：他大约是脸皮很薄，怕被自己看见他哭，便起身走出去，两人在门口相遇时，杨文庆忽然说：“令姨，我要跟爹在一起，你不要把我带走。”
令年一怔，见杨文庆那双乌黑的眼睛，是可堪比大人的沉着和坚毅。她心知他也是很倔强的，便正色道：“小庆，你在这里待着，对你爹毫无帮助，兴许还会连累他。你爹想要你跟我回上海，上学校，学本事，等过一阵他回上海和你相聚，那时候你已经是个正式的小学生了，不好吗？”
杨文庆说：“你和珠姨都不是我的亲娘，大舅和二舅也不是我的亲舅舅，我娘死了，现在只有一个爹。他回上海，我才回上海。”令年听到这话，表情也淡了点，杨文庆又说：“我人虽然小，但是有许多事情他们不会提防我，我在这里能帮上爹的忙——你非要带我走，那我也自杀。”
令年见他最后这句如此孩子气，不由淡淡地一笑，说：“进去伺候你爹吧。”
留了杨廷襄父子独处，令年才回了居所，又被请到李师长的府邸。李师长请令年落座，开口便问：“杨太太，不，于小姐，我并没有要禁锢你自由的打算，你既然已经和杨旅长离婚，为什么还在这里滞留呢？”
令年说：“李师长，我早已道明了来意。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认为我是个女人，所以不需要履约吗？”
李师长忙摇手道：“我从来不敢轻看女人。”他犹豫了片刻，说：“蔡将军愿意放杨文庆走。他是个小孩子，更不应该沦为政治的牺牲品。唉，其实我是有点佩服杨旅长的，但是他错在不该助纣为虐，戕害了许多革命党人，就算我放他回上海，难保他之后不会遭别人暗算，起码我们是光明磊落的。”
令年微笑道：“李师长，我早已打定主意，不会做你的说客的。”
李师长拳头在另一只掌心里一击，惋惜地说：“唉，我只习惯骑马打枪，真不擅长用语言说服人。那么，于小姐，如果你需要帮助，我可以派人送你和杨文庆回上海，只是护送，绝非押解，哈哈。”
令年暗忖：杨廷襄使了这样一条苦肉计，才得到蔡督军松口，可杨文庆那边，却不大能轻易说动呢。眼下只好跟李师长道声谢，说护送不必了，等杨廷襄伤势略微稳定，便带杨文庆离开云南。
李师长说自己不善言辞，却很乐意和令年闲话家常，“于小姐，我并没有留过洋，也没上过几天私塾，但你看，我是否也有一点文明的风度？”
令年说：“我觉得你和蔡督军都是很文明的人。因为你和蔡督军，我认为革命党最终会成功。”
李师长很高兴：“果真吗？”
令年见他算是个热忱的人，心里一动，说：“我来云南，还有件不算要紧的事情。我曾经在昆明丢失了一件翡翠玉牌，因为是家人所赐，所以想要把它再找回来。这块玉价值不菲，我想普通百姓家是不会私藏的，也许是流落到了哪一位太太的手上。不知道李师长听说过谁家得到这样一块玉吗？”
李师长一愣，笑道：“于小姐，我连翡翠和玛瑙都分不清的人，你这话可是把我问着了。你先稍坐，”叫一个老妈子来，把玉牌依照令年的说法，如此这般描述一番，叫她进内宅去问李太太，不多时，老妈子走回来，说李太太也不曾听说过。李师长道：“好的翡翠，大概都出自缅甸。在云南倒卖玉器的缅甸人是不少的。这块玉牌如于小姐所说，果真价值连城，那么我想不难打听到。于小姐可以在云南多待一些日子，我好派人到处去问一问。”
令年本来也没有抱很大的希望，便说：“多谢，不用麻烦了。”辞别了李师长，回到居所后，叫士兵去发一封电报给玉珠，告知她杨文庆获释，并且杨廷襄同意玉珠脱离杨家的消息，电报末尾，又添上一句：不知玉珠家里是否有收到自美国寄给她的信？把这件事情办妥后，令年的心情轻快了很多。谁知几天后，士兵拿着邮电局退回来的电报，说：查无此人。大约是地址写错了，或是那人搬走了。
令年一怔，把电报翻出来一核对，地址并没有写错，而家里的电话，自杨廷襄离开上海后，便停用了。这时，她心里已隐隐有了种不好的预感。她记得小佘老师是沪江大学的学生，忙请李师长帮忙借了督军府的电话，拨到沪江大学，问一位叫做佘志刚的男同学在吗？校方道：佘志刚在月前就已经办理了退学，说是要举家搬迁至内地。
令年放下电话，在那里坐了半晌，才回到医院。而杨廷襄正在那里同护士发脾气，因为他的伤口近日很不幸地有了化脓的迹象，护士埋怨道：因为你私底下喝酒，伤口怎么会好？杨廷襄骂道：放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喝酒？再说，难道酒不是消毒的吗？我正要你拿酒来给我消一消毒呢。一通胡搅蛮缠，把护士也给气跑了，杨廷襄将眼睛一翻，见令年皱眉站在一旁，杨廷襄道：“我又没死，你哭丧着脸做什么？”
令年心不在焉，隔了一会，才告诉他：“玉珠不在上海了。”
杨廷襄愣了半晌，悻悻地说：“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不稀奇。”他这时因为枪伤不好，心绪极差，简直有种心灰意冷的感觉，并没有察觉令年坐立不安那种异常的样子。之后，果然天不遂人愿，杨廷襄发了几次很危险的高热，并且由本地的西医勉强对他实施了一次开刀手术，清理了胸腔中的积液。等到伤情暂缓，已经是数月的时光过去了。杨廷襄之前曾屡次催促令年带小庆回上海，到不得不进行手术时，却对此闭口不提了。他原本体格是很健壮的，在病床上躺了几个月，胡子拉碴，面容消瘦，人也不像原来那样多话。只在无人时，望着窗子发了好一阵的呆，对令年说：“你先不要急着带小庆走，万一我死了，连替我抬棺材的人都没有。”
令年说：“你的伤在肩膀靠下一点，也没有伤及内脏，你不用说这种丧气的话。”
杨廷襄最近很阴阳怪气，说道：“你往自己身上开一枪试试。”
这种赌气的话，令年原本是不屑于回应的。但她这段时间日渐焦躁，失去了许多耐心，便埋怨道：“你不要想往我身上推。如果不是你自己酗酒抽烟，好好的怎么会发炎症？”
杨廷襄沉默了一会，说：“你不懂的，像一个男人，这样被关大半年，身上又有伤，是很容易被消磨精神，彻底堕落的。我抽烟，不过是需要点刺激而已。再这样下去，我不死也要疯了。我看，我和蔡是注定合不来的，我不是那种喜欢软刀子割肉的人。”
令年听他嘴上这样说，但心里恐怕也松动了，有了向革命党倒戈的想法。她说：“我前几天听说了一些消息，但现在，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杨廷襄来了精神，“你说。”
令年道：“我听说，大总统打算要□□，已经筹划了很久，大概今年内就要实施了。现在全国有许多人加入了革命党，打起孙先生的旗号来声讨他。窦督军已经连同整个陆军师调离上海，现在江浙一带又成了革命党人的地盘，光上海就发生了好几起革命党暗杀政府人员的事件。你意图自尽以保全气节的事情，现在在别人的心里，恐怕成了你鼓|吹|复|辟的罪证了。”
杨廷襄原本是期盼着一个好消息——他因为前半生屡次有惊无险，转祸为福，对于自己的气运是很迷信的。听到这话，仿佛遭受了一记重击，半晌，才说：“真是倒霉。”见令年还要张嘴，杨廷襄忙道：“不管你还有什么好消息、坏消息，千万不要再告诉我了。”
这时，李师长走了进来，他那脸上，有种很难以言喻的表情，把病床上病猫似的杨廷襄瞅了半晌，说：“杨旅长，好消息呀。蔡将军认识一位日本的西医，医术非常的高明，愿意送你去日本疗伤和休养。”见杨廷襄脸色一黯，李师长也有几分惋惜，忙开解他说：“现在的上海，遍地革命党，你是不能再回去了。蔡将军正是爱惜你这样一个人才，请你去日本休养三年，待革命事业成功之后，再回国效力。你可不要辜负他的一番心意呀。”
杨廷襄在瞬间变下定了决心——去日本养伤，难道不比在红河甸当土匪强吗？他打起精神，说：“这样也好，多谢。”
李师长心想：这人倒颇果决，机变也快。他向来是欣赏爽快的人，便一转头，笑着对令年道：“于小姐，你是要回上海呢，还是想随同去日本玩一玩呢？”
令年当机立断，说不必了：“我要去美国。”辞别了李师长，她回到居所，把信纸展开，写道：二哥，这是我的第五封信给你，等你见信，我大概已经不在云南了。杨金奎已经顺应了命运的安排，同意隐退去日本。我想你的话说的很对，世事的变化太快，人生中有太多阴差阳错。在时机到来的时候，如不抓住，也许会永远失去它。所以，我打算从云南回上海，见大哥一面，再沿我们之前的路线，从横滨转乘远洋客轮。但愿等我回去时，秋季还没有完全结束。
第125章 [5.20更新] ……
令年写完信，依照李师长的要求，替杨廷襄草拟一份面向社会的启事，宣布他麾下的独立旅自愿编入云南护国军，并且杨廷襄放弃独立旅长、陆军中将的位置，赴日本休养身体。写到中途，杨文庆东张西望地走进来，把墨水瓶盖拧一拧，旁边的报纸翻一翻，又凑到令年肩膀旁边，看她的笔尖在纸上移动。令年笔下一停，说：“小庆，你有话要说吗？”
杨文庆怏怏不乐地看着她，说：“令姨，你不跟我们去日本吗？”
令年说：“我只和你同行到横滨。”她问杨文庆，“可以一直和爹在一起，你难道不高兴吗？”
杨文庆手指在书案的边缘默默地抠了一阵，下定决心，抬头说：“如果我叫你妈，你会不会和我们留在日本？”
令年有些惊讶，对于“妈”这个称呼，也不很习惯。她说：“我不是生养你的母亲。”
杨文庆很冷静地说：“我的亲妈已经死了，我愿意叫谁做妈，谁就是我的妈。”
令年说：“对不起，小庆。”见那张少年的面孔上浮现起失望，令年打开抽屉，拿出一本新的《汉日辞書》，还有一柄工艺非常精巧的弹簧|刀，红色把手，上头刻了白色的十字盾牌，底下是一串V字开头的洋文。杨文庆眼睛一亮，见刀鞘里又折叠着雪亮的螺丝起子，镊子钩子，还有只扁扁的金色水笔。令年说：“辞典和小刀，都是我托李师长的太太买的，送给你做临别的礼物。你在日本逗留，也许会超过三年，我希望你以后可以考上陆官学校，我认识一位黄先生毕业自这所学校，他现在做到了上海警局的总督查，比许多洋人都有本事。”
杨文庆点头，把弹簧|刀拿在手里比划，很爱不释手。他说：“令姨，这把刀也是美国来的吗？”
令年说：“是一个瑞士人造的，上面那个洋文，是他母亲的名字。”
杨文庆手指在那一行洋文上摸了摸，没有说话。
令年将启事拟好，便离开了。杨文庆把弹簧|刀摆弄了一会，揣进衣兜，然后坐在书案前，竭力将《汉日辞書》中最前页的日本字认了几个，随手撂到一旁，又把案上令年常看的小说和画报翻了一翻——他此时已经认得了许多字，连蒙带猜，可以大致解其意。他打开一本小说，忽然两三页折好的纸飘落到地上，他拾起来，要夹回书里去时，却一怔，这是写给“二哥”的一封信，还没有来得及装进信封封口。
二哥，是于家的二舅吧？杨文庆忍不住好奇，将信纸展开，艰难地读下去。
“二哥，我因为身世的缘故，对许多事情从来都抱着悲观的态度。你还记得我们当初刚搬来上海，大姐要送我一只雪白的小狮子狗吗？我那时已经知道，它的生命比起人类来，实在太过脆弱，并不能实现长久地陪伴，所以宁愿不要它。之后再想起来，却总不免有些懊悔。因为那只狮子狗非常的活泼可爱，我虽然避免了一些可能的烦恼，但也因此失去了很多快乐。
我从来佩服敢想敢做的人，譬如斯年大姐，小松老师，即便是何妈，甚至于程小姐，在机会来临时，也坚定地选择了自己想走的道路，并且办成了常人所不能办到的事情。也许事情的结果不能尽如人愿，但她们也不曾枉自嗟怨。人生的道路并非只是一往无前地奔向那最终的结局，人的躯体固然可能为他人所禁锢，但心灵的自由从来只在乎己身，命运即便难以战胜，但也不该轻易向她臣服，否则何以称之为“人”？那些甘于沉默，乐于拒绝的人，我相信上天并没有给予他太多不公，一切只源于他的本性太过怯懦。
二哥，我最羡慕的人是你，最感谢的人是你。我曾经那极少的勇气源自于你，也献给了你，但我的思想和感情不该依附于你，这与爱你并不违背。所以你现在还在埋怨我吗？”
杨文庆看到那个爱字，似懂非懂，但一颗心剧烈地跳了起来。他咬住嘴唇，翻到下一页，见令年在末尾写道：“玉珠的地址已不可用。我三个月前自云南寄了一封信给你，不知你是否收到了？你已经换了新的地址吗？我记得你曾打算在纽约找一份工作，也许你现在工作很忙，无暇看信。这个时候，我又庆幸我们还有一层家庭的关系，万不得已，我还可以去求大哥，这样，即便我们暂时相隔山海，也不至于长久地流离失散。”
杨文庆正望着那娟秀的笔迹发呆，听外头有脚步声，慌忙把信纸折起来，夹回书页中。隔日，他再去看时，那封信已经不见了。
民国四年夏，云南军政府派人，半为护送，半为押解，将重伤初愈的杨廷襄等一行人送至横滨，途经上海时，令年致电康年，约他在礼查饭店见面。康年先是意外，随即平静下来，说：“好，你不来见我，我去见你。”
在房里等康年时，令年将新到的报纸和信函稍作整理。杨廷襄公然支持革命党，在上海亦引起了一些讨论，总有好事者将私信寄到饭店来。杨廷襄对于这种批评的声音惯常装聋作哑，因此令年只将封皮草草地扫过一遍。杨文庆这段日子则对查看来信格外热衷，不等令年叫听差，他说：“令姨，我来拆吧。”把那一摞信接过去，逐封查看，里头并没有自美国寄来的，他放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