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招待所的同志打过招呼，晚餐还满意吗？”蓝先生又问，K分辨不出这是他本来就关切的，或仅仅是顺着话头说下去。“非常好。香肠和啤酒都很美味，是部里特供的。”他回答。
比起上次见面，蓝先生头上的白发又多了几缕，身体看来倒还硬朗，没有和部里其他身居高位的人一样变得脑满肠肥，不知是怎样做到的。K第一次来东柏林，还是六一七事件（注4）的时候，行动也是由蓝先生牵头，那时K还是非正式的编外人员，成功揪出了工人抗议的头领，在蓝先生推荐下进入第一总局。
对此，K说不上有多少感激，蓝先生属于那种秉公办事的人，即便身上有劣迹、出身问题，总而言之，那些会被其他领导断然拒绝的人物，只要能力出众，他都可以招募到麾下。但K有一种直觉，蓝先生的宽宏大量是建立在他对手下毫不留情的利用上的，他可以为了摆脱麻烦放弃营救联系几年的重要线人，可以为了接触投诚的西方官员，让亲自培养的特工拿命冒险；K知道自己终有一日也会被这样利用，所以他不会感激。
蓝先生收起报纸，这是讲正事的信号，R走过来，和K一并站在蓝先生面前。“你们可能疑惑，为什么在这里见面。因为东西德的民众都不会出现在这，西边的探子没有藏身的空间，另外，地铁在隧道中行驶的震动也会阻碍窃听。”K不禁担心自己的不满是否被察觉到了，好在蓝先生没有纠缠这个话题。
“这次行动是针对N的。他是你们多年来共事的同僚，小组的领导，原则上说，不该由你们接手追捕N的行动，但组织决定破一次例。”蓝先生稍作停顿，给两人消化这种善意的时间，“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已经十分严峻，莫斯科方面不希望东德再出现紧张局势，要求低调处理本次叛逃事件。目标很简单，逮捕N，回收他手中的敏感材料，上级给的期限很紧，你们是最熟悉N的人，因此也是唯一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找到他的人。”
“当然，你们不会独自行动，东德国安部将全力提供协助。”蓝先生站起身，朝着K和R身后的方向举手致意，两人回过头，铁道的另一侧，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来，身边有两名武装士兵陪同，他在站台边站定，向三人行了一个军礼。
“这位是理查德·卡普里维中校，部长会议指定的协调专员，他会为这次行动组建队伍，接受克格勃的指挥。”
即便隔着一条铁道的距离，K依然感觉到那人身上散发的某种敌意，帽檐投下的阴影盖住他的面庞，却遮蔽不了眼中冰一样的锋利，寒冷的、渴望见血的。蓝先生站在一旁，显出纵容的姿态，这又是他豢养的新一条鹰犬吗，为了针对旧日的门徒？K有些局促，看着身旁的R，她还是如往常般面无表情，但从一瞬间投向自己的视线中，K看出，她也明白这个人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像是刻意留给双方互相打量的空档一样，过了许久，蓝先生才微笑着开口，打破横亘在铁道两边的僵局：“都相互认识了吧？没有也没关系，今后还有很多机会相处。”他走到K和R之间，拍拍两人的肩膀，“那么，预祝一切顺利。”说完，便朝出口走去。
K本想道别，震耳欲聋的轰响从隧道中传来，强光刺破黑暗，一列地铁从车站里径直穿过，如传闻中那样，没有停靠。透过车窗，隐约可以看到西德张贴画明亮的色彩，乘客们裹在鲜艳的颜色里，至少，是相对这片土地而言，但他们只是路过，像活人巡游途经死者的国度。K呆呆地站着，地铁驶过只花了几十秒，对他而言却是漫长到超出常识的时间。回过神来，卡普里维中校已不在对面站台上，身边也没有R和蓝先生的身影。只有K孑立在空无一人的车站里，独自占有隧道中残留的风声。
04
斯拉娃·罗伯津斯基与诺维科夫的相识，可以追溯到1956年，森林边上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罗伯津斯基的父母是战后第一批获得苏联国籍的波兰人。出身纯正的知识分子，履历干净，纳粹占领时期明智地与地下党保持距离，他们清楚，战争时的中流砥柱，到了战后就可能被弃之敝履，甚至遭到清算，三十年代的教训（注5）依然历历在目。1950年，父母以交流学者的身份移居莫斯科，将化为废墟的家乡抛在身后，当少年时的罗伯津斯基坐在火车上回望如墓地般荒凉的克拉科夫时，她并不悲伤，只是再度想起那些瑟缩在避难所里躲避轰炸的日子，还有天花板上落下灰尘的味道。
莫斯科，新世界的渴望之城，名望、权力、财富都朝这里流淌。罗伯津斯基花了很长时间才习惯不再惊叹于莫斯科的繁华，以她的经历，无法想象出一座未曾经历战火的城市可能是什么模样。
在父母打点下，罗伯津斯基很快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就读，那时莫斯科大学就被称为克格勃培育人才的摇篮，而政治经济学系更是摇篮中的摇篮，虽然没有实际证明，但按罗伯津斯基观察，系里几乎每个同学都被克格勃的人接触过，至于后来有多少人正式加入，不得而知。
与外界的想象不同，一个人如果选择成为谍报人员，往往并不单纯是为理想，也不仅仅为了金钱，而是二者兼有。一点共产主义思想，一点物质承诺，再加上一点必不可少的恐惧，是炼成一名间谍的必要材料。罗伯津斯基对意识形态和金钱财富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也就是，既不冷漠也不热诚，但当招募人员对她谈起父母的波兰裔身份对学者头衔的影响时，她毫不抵抗地屈服了。一家人的优渥生活不过是建立于摇摇欲坠的地基上，只要他们动手一推，就会顷刻坍塌。
谈话，审查，在课余时间接受训练课程，很快，大学里已经没法满足培养的需要了，论文答辩过后，罗伯津斯基被送往克格勃红旗学院。这一训练机构在莫斯科周边的森林中建立了五座设施，时至今日，她仍然不知道自己身处的究竟是哪一个。
学院没有设想中那么冰冷可怖，宽敞的两人宿舍，楼栋间的喷泉花园，但与这些相对，学习的课程则是真正令人背脊发寒的间谍技能。一年时间里，罗伯津斯基通过了初级的跟踪、反跟踪、监听、监视与战斗训练，成绩优异，但训练不是她最担心的，身边人充满敌意的目光才压得她喘不过气。一个靠着父母疏通关节进入莫斯科大学的波兰人，任何时候都不会是受欢迎的对象。
空闲时间里，罗伯津斯基从不参加学院的活动，无论军乐演奏还是无产阶级诗歌朗诵会，她都敬而远之，即使这会影响到她的政治评价。她总是在训练大楼的天台上独自抽烟，香烟是帮别人在课程测验中作弊换来的。学院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森林，这个选址显然是出于保密需要，罗伯津斯基还想到一点，避免学员逃走泄密。桦树、云杉、几十米高的落叶松，将通往地平线的视野遮蔽；每次有风吹来，森林便如海浪般起伏，枝叶层叠交错，发出宏大遥远的声响。只有这时，罗伯津斯基才能享有短暂的平静。
一天她在天台对着香烟发呆时，有人走到一旁。罗伯津斯基以为是教官巡查，连忙把烟收起，而那人说：“没关系。我还以为只有自己会来这里呢。”
那人看起来的确是教官的年纪，却不管纪律，只是倚在天台边，风拂过他栗色的头发，其中已经有不少花白。罗伯津斯基很快了解到，他叫诺维科夫，是克格勃派到学院的特别顾问，原则上不属于学院编制，说这句话时，诺维科夫狡黠地眨眨眼，罗伯津斯基立刻心领神会。按规定，学院里的人都必须采用化名，罗伯津斯基后来才知道，诺维科夫第一次遇到她就说出了自己的真名。
之后几天，罗伯津斯基向其他教官打听诺维科夫这个名字，本以为他们会讳莫如深，没想到不仅愿意谈及，还显出十足的尊敬。一个健谈的教官对她说起，诺维科夫是对外情报总局功勋卓著的情报员，参与了战前战后的多个重要行动，在窃听领域，他是为数不多既精通设备布线又擅长幕后监听的专家。如果得到他的认可，今后就可以在局里平步青云了，教官别有深意地说道。罗伯津斯基对此并没有多在意，一方面眼下的事业本就不是出于她自己的选择，另一方面，诺维科夫于她并非那样高高在上的角色。
罗伯津斯基意识到，除自己之外，诺维科夫也是天台的常客。吹风时，他常常对罗伯津斯基谈起自己的过去，当初，他是为了寻找身在劳改营的父亲的音讯才选择被克格勃招募。战前的训练比现在严酷得多，当一切结束，他来到领导办公室，眼前的那位上级——也就是之后同样成为罗伯津斯基上级的人——对诺维科夫说，他的父亲几年前已经死在西伯利亚，招募时的承诺只是一场骗局。他可以转身离开，就此抛下特工的身份和责任，或者留下来继续为国家服务。
当然，诺维科夫留下了，多年后他了解到，当时办公室的门外守候着内务部的人，如果他推门离开，就会被立刻逮捕，遣送回乌克兰的饥荒区。他们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诺维科夫说，因为他出身不正，他的祖父曾是彼得留拉（注6）的副手，加入过社会民主工党战斗队，与苏维埃派作战。这样的不信任一直延续到战后，甚至近几年，他还偶尔会在自己的随身衣物中发现窃听器。
罗伯津斯基知道，诺维科夫说这些是为了让自己面对排挤好受一点，虽然她并不那么需要这份好意，但也不讨厌，只是边抽着烟，边默默看向他。
说完后，诺维科夫问：“能给我一支吗？”罗伯津斯基直接把自己那根递过去，学院里香烟太过珍贵，她舍不得再点一根。
诺维科夫接过，吸了一口，猛烈咳嗽起来。“你没抽过烟？”罗伯津斯基疑惑，听闻资深情报员没有不是烟鬼的，要提振精神只有这种方式。
“不抽，”从咳嗽中缓过劲来，诺维科夫回答，“不喜欢对某样东西上瘾。”
吹来的风驱散烟雾，他双指笨拙地夹着烟，凝视烟头泛红的火光：“只是想试试有什么在手中燃烧的感觉。”
诺维科夫被派去了匈牙利，天台上又剩下罗伯津斯基一人。两年后，罗伯津斯基从红旗学院毕业。之后的事情她不太愿意回忆，先是去东德，后又回到波兰常驻，干过不少脏活，和诺维科夫同组共事了不少时间。上级给组内每个人指派代号，用的是名字转写成英文后的开头字母，简单直接。他们说，这样可以和西方国家的间谍混淆，妨碍敌人的判断，尽管罗伯津斯基表示怀疑。
最后一次和诺维科夫以同事身份见面，是在通往华沙的特快列车上，罗伯津斯基刚刚解决一起统一工人党内部的泄密事件，穿过车厢拥挤的过道，坐到诺维科夫身旁，交给他记录着政府会议内容的磁带，盒子表面沾着干涸的血迹。
过了很久，诺维科夫才接过，毫无预兆地说：“西边的人找到我了。我答应了他们。”罗伯津斯基震惊片刻，很快意识到他绝不会做没有理由的决定，本能地环视周围，检查嘈杂的车厢里是否有危险迹象。
“上车时没发现尾巴，座椅垫和行李架我检查过，没有问题。”诺维科夫看出她的担忧，说道。他打开随身的公文包，露出里面的一份文件，封面上盖着华约军事委员会的印章，罗伯津斯基陷在混乱的思绪中，只瞥到标题的“捷克斯洛伐克”字样。“有这份筹码，足够撬动整个西边向我倾斜。”
“他们会准备一个对接小组，还有一个瑞士银行的匿名账户，接下来我会去东柏林，在他们的接应下坐上外交官车辆，再通过边境抵达西德。”诺维科夫看着她。“我说这些，不是对你有任何要求。你可以立刻告发我，踩在我身上去往更高的位置，我不会有半点怨言。这仅仅是我的告别，不是作为上级，不是作为同僚，而是作为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向你告别。”
不知为何，罗伯津斯基有种预感，诺维科夫其实希望她告发自己，几乎是在恳求她这么做，逃亡对诺维科夫而言不是一种解脱，而只是让命中注定的结局加速到来的方式。他已经厌倦了，谁又不是呢。但罗伯津斯基只能用最残忍的方式回应他。
“再见。”她说。
注3：东德汽车品牌。
注4：1953年6月17日东德发生的示威游行活动，最终遭到东德人民警察和苏联驻德国集团军镇压。
注5：1937至38年，亲苏的波兰人曾遭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大规模清洗。
注6：西蒙·瓦西里耶维奇·彼得留拉，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领袖，1919年末遭红军击溃，流亡国外。
第3章 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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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咔哒一声，磁带播到了底。卡普里维中校放下手中的铅笔，掀动录音机按钮，再次从头开始。缥缈的雨声，指节敲击窗户的声音，两个人的谈话，这段录音卡普里维已经听过几十遍，熟悉到能够记住每一处对话的时间点，再默念出对话的每一个字。
音质不算理想，毕竟是支援小组的人在货车车厢里匆忙录的，R和K那两人太警觉，没有安放窃听器的机会。昏黄的台灯下，桌上那本笔记簿满是密密麻麻的字迹，磁带的内容已经咀嚼到再没什么可以记下了，卡普里维却还是找不到有问题的地方。唯一可疑的，是那个女人在车窗上敲出的节奏，但他对照了主流的几种密码本，没有对得上的。卡普里维靠在椅背上，活动一会身体，再度投身于白噪音的茫茫海洋中。他早已准备好把整个夜晚都花在上面。
敲门声响起。“请进。”卡普里维说。部里的警卫推开门进来，端着一杯咖啡，放在中校手边。
“谢谢。”卡普里维眼也不抬，只是拿起瓷杯啜饮一口。警卫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卡普里维身后犹豫片刻，后者发觉他想说些什么，摘下一边耳机，回头看向他。
“中校同志，您连续工作一整天了，请注意休息。”卡普里维点点头，表明这份好意心领了。“我没问题。这是莫斯科的同志给的任务，必须完成。你去换班吧。”警卫敬礼，走出房间。
墙上钟表的时针划过一大格，咖啡已经见底，还是一无所获。卡普里维丢开铅笔，即使他也不免有些烦躁，倒不是因为徒劳无功，而是谜题的答案近在眼前，却找不到破解的方法。他把笔记推到一旁，从桌上堆积成山的文件里抽出几份，都是读过许多遍的，重新看是否有遗漏之处。
M司（注7）的信件检查报告、警方卷宗、报纸片段，翻阅途中，卡普里维又一次看到那条新闻：一周前，东柏林城郊有两名人民军士兵在巡逻途中被枪杀，经检查，弹头来自克格勃专用的间谍手枪。毫无疑问，是N那个畜生在逃往西柏林途中干的，卡普里维不自觉地握紧拳头，撕裂了报纸的边缘。中校亲自慰问了两名士兵的家属，向她们承诺，一定会严惩凶手，藏在话尾没有说的是，以自己的方式。
旁边的信件管道中传来声响，卡普里维立即起身，如果不是送到私人信箱或者由下属送来的信，一定极其重要。牛皮纸信封重重地落在信件篮里，上面没有署名，没有印章，那就意味着，是某个地位显要的人亲自递送的。卡普里维用刀小心裁开信封，里面是几份克格勃人员档案的副本，中校一眼认出，那正是自己的目标，那几个藏在代号背后的人，R，K，N，档案记载着他们被招募开始，到后来每一次行动的经历，“罗伯津斯基，卡拉切夫，诺维科夫……”中校低声念着那些名字，仿佛这样就可以将它们占为己有；档案下面压着一本小册子，卡普里维翻开几页，发现是那个小组使用的密码本，现在他确信，这是那位来自莫斯科的朋友的馈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