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顾不上再看档案，迅速回到桌前，戴上耳机，重听那段敲击玻璃的录音。按照长短节奏对应字符，再把内容译成德文，结果是一段简短的文字：“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出发。”几十秒后，N出现，录音来到结尾，车门打开又关上的沉闷声音。那辆货车的车门处一定有另一个监听器，用来给逃亡者报信，监听组只监控了传出公寓的信号，却没有注意传入的。
重大的发现，但还不够，事后货车被彻底检查过一遍，没有查出问题，R和K抽空拆下了监听器，那种情况下还能做到，实在不得不钦佩，卡普里维想。没有物证，指控就难以成立。思索时，房门再次被敲响，进来的是另一个警卫，他敬礼：“中校同志，关于那个打广告的人招供的内容，有重要调查进展，现在向您报告情况吗？”
“讲。”
“付钱让那人做伪装的，是一名英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他现在已不在境内；但是，发现了该商务参赞与另一名可疑人物的电话记录，在电话中，可疑人物向他透露了抓捕行动的细节。电话地址在这里。”警卫递来一张纸条，上面的地址正是R，不，罗伯津斯基暂住地附近的公用电话。有了这些证据，再加上那位莫斯科朋友的授意，应当足够把事情了结。中校并没有感到欣喜，那种情绪对于履行职责是多余的，对他来说，眼前的一切只是顺理成章地串联起来，他要做的只是将整个罪恶的链条彻底碾碎。
卡普里维拿起话筒，拨通一个内线号码：“请为我转接克格勃派驻工作组。”接通后，对面没有说话，只传来一阵冗长的沉默，像是在等待卡普里维先开口。“先生，我们有关键发现。您会感兴趣的。”
06
K这个代号不是安德烈·卡拉切夫自己选的。话说回来，又有谁是自己选的，无论最无关紧要的代号，还是被命令杀死某个人？某种意义上，卡拉切夫和K的名字是契合的，那个卡夫卡小说里的K，经受着巨大而无可名状的命运支配。
许多年前他就读过卡夫卡，虽然算不上禁书，但无疑属于不受欢迎之列，如果有人因此痛斥他受小资产阶级颓废文化腐蚀，也没什么可辩解的。加入克格勃之前，卡拉切夫是个太早坚信自己会为文学事业贡献一生的青年，除却一腔热情之外两手空空，从黑海边上的家乡去往大城市流浪；他身边永远聚集着一群同样年轻而一无所有的人，诗人、剧作家、独立思想者，当然都是自诩的，随着文化界的风向四处游荡，如同在城市间迁徙的候鸟。
年轻时卡拉切夫也信仰社会主义——不是写在档案里的那种信仰——谁年轻时不是社会主义者？谁年轻时不是诗人？他爱好未来主义诗歌，狂热地阅读马雅可夫斯基与赫列勃尼科夫，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创造出全新的无产阶级文学；他也给杂志和作家协会投过稿，统统石沉大海，像卡拉切夫这样大学都没有毕业，却自称文艺工作者的人，足够把全苏联的作家协会挤满，而事实是，他们连第一道门槛都跨不过去。
生活开始不可避免地拮据起来，卡拉切夫和朋友们租住在阁楼，为了节省车费走上一整天去投递稿件，每天晚上围坐着喝最廉价的勾兑伏特加，轮流念诵自己新作的诗。如果日子一直这样下去，倒也不错，但它注定不会。
警察突如其来的拜访，报纸上关于“新兴极端文化团体”的报道，朋友们一个个消失，有的再见到时形容憔悴，对自己的经历避而不谈，有的干脆再没出现过。卡拉切夫害怕了，烧掉自己署名的诗稿，之前退回的稿件也统统撕碎烧尽；他四处辗转躲避警察，其实警方并没有动真格去追捕他，诗人而已，偶尔处置几个杀鸡儆猴就够了。不过他这番行为吸引到了另一些人的注意，克格勃找上门谈话的时候，卡拉切夫害怕得话都说不利索，但开出报酬时他眼中闪过的兴奋，反倒证明他可以信任，或者说，容易操纵。
卡拉切夫记得，招募自己的那人读着搜查到的、他留下的最后一份诗稿，发出赞叹：“或许有天，您的诗句真的能载入史册。”卡拉切夫几乎就相信了，如果没有见识过朋友们遭遇了什么。
在伊万·诺维科夫手下做事，是战后不久的事情，那时局里急缺能干脏活的人手，这样的人大多死在了战争中，而卡拉切夫短暂的诗人生涯的一大目标就是逃避兵役，换而言之，他能被选上只是因为他还活着。
虽然并不想承认，但他能被诺维科夫重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卡拉切夫的底线比其他人低一些——或许，不止一些。在53年的东德，卡拉切夫与抗议工人们相谈甚欢，大声宣告今后将要实行彻底的民主社会主义，加薪和言论自由都会有的，转头就抓住抗议头领交给苏军处理；56年十月的匈牙利（注8），卡拉切夫把武器运进罢工人群中，军队开火之后，就宣称死者是武装暴徒，记者们一拥而上，拍摄尸体旁散落着步枪的照片。
应该说，这些龌龊手段不完全是卡拉切夫的责任，所有行动都是在诺维科夫本人首肯，甚至是策划下展开的，审阅计划的时候，诺维科夫总是神情沉重，一根接一根抽烟，有时卡拉切夫仿佛感到，他发出了一道漫长而无声的叹息。
在匈牙利的最后一夜，卡拉切夫一生都不会忘记。十一月的第一天夜晚，广播中传出宣布匈牙利中立的消息，政府决定废除华沙条约，局势行将白热化；街头一片混乱，到处都有国家官员被群众抓住，在沸腾的怒吼中遭到处刑。卡拉切夫和诺维科夫潜藏在布达佩斯市中心的楼顶，监听总理府中的情况，远方的地平线上泛起浓烟与火光，城市正在燃烧。
突然，背后传来一声呼喊，一名苏军士兵登上房顶，举起枪，显然是将两人视作了准备袭击苏军的武装分子。来不及证明身份，士兵就扣动扳机，一枪击中卡拉切夫的腹部，他随即倒下，并非因为疼痛，而是本能地躲避接下来的射击；躺倒在地面上，他看见诺维科夫拔出手枪开火，交错的枪声停息后，诺维科夫还站着，而不远处传来躯体倒地的声响。
他冲上来查看伤势，卡拉切夫摆摆手，让他先去看那个倒下的士兵，疯狂分泌的肾上腺素暂时屏蔽了痛觉，卡拉切夫还能起身，看着诺维科夫去检查那名士兵。如果这时在这个地方枪杀一名苏联军人，那将是比噩梦还要更糟的事态。
诺维科夫朝那人俯下身，寻找伤口位置，从他煞白的脸色就能看出，情况并不乐观。他脱下大衣堵在伤口处止血，徒劳地拍着那人的脸，依然毫无动静，把手放到鼻孔处，他脸上的慌乱变成了恐惧。诺维科夫捂住嘴，开始干呕，像要把灵魂都全部吐出，双眼瞪大如两口干涸的井，盯视着死者逐渐冰凉下去的躯体。事后卡拉切夫得知，那是诺维科夫第一次杀人，很难想象他干到这位置，此前却从未杀过一个人。不过那时的卡拉切夫注意不到这些，肾上腺素开始消退，疼痛席卷而来，他昏厥过去。
再次睁开眼时，是在离开匈牙利的军车上，诺维科夫沉默地坐在一旁，面如死灰。上头掩盖了这次事件，对外宣称是反苏分子开的枪，考虑到任务的其余部分完成得足够好，没有下达处分。一向贪图便宜的卡拉切夫并不感到庆幸，倒不如说，他愤恨开枪的人为何不是自己，明明他的道德感如此廉价。
事件过后，罗伯津斯基加入了小组，两人十分默契地对她三缄其口。她比卡拉切夫年轻得多，也能干得多，两三年便超过了他的职阶，他倒是没什么意见，反正薪水也没有降低。不如说，他和罗伯津斯基相处不错，关系好到，当她说起诺维科夫决定叛逃的事情，他没有怀疑她在说谎。
卡拉切夫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工作这些年里，他见过身边不止一个人被逼向极限，这些人的选择只有两个，死亡或者流亡，而两者没有本质区别。在卡拉切夫和罗伯津斯基被确定为追捕诺维科夫的人选后，接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既然最初没有告发，那就送他最后一程，这无疑不符合做事的规矩，但符合他们之间共处的原则。卡拉切夫和西边的人搭上线，罗伯津斯基把抓捕计划全盘托出，然后，就是那场精心策划的失败的行动。
那天最后返程的路上，雨已经停了，卡拉切夫凝视车窗上残存的雨滴，心想，我已经把那一枪还给了你，伊万·诺维科夫。
注7：Abteilung M，东德国家安全部邮政通信监控部门。
注8：1956年10月至11月，匈牙利的群众和平游行演变为武装暴动，后经苏联两次军事干预平息。
第4章 07-08
=====================
07
手表上，时间刚过八点，海因里希·海涅大街人潮汹涌。
有两条尾巴，就在身后，不，也许三条。两个身着长风衣、用宽檐帽遮住视线的男人，街口处缓缓驶来又在路边停下的轿车，还有一个无法确定，瞬间的直觉表明，有谁正在高处监视，但夜幕全然掩盖了那人的身影。罗伯津斯基精确控制着步伐，处在他们的视线中时保持正常速度，避免遭到怀疑，一旦进入盲区就立刻加速，快跑着与他们拉开距离，虽然他们总能迅速跟上。
跟踪从罗伯津斯基离开住处就开始了，她无法判断现在的处境，对方大抵是东德国安部的人，是在试探、搜集证据，还是发起致命一击的前奏？罗伯津斯基有片刻的侥幸，如果那些人现在没有动手，或许就说明情况没那么严峻，协助逃亡的事情还没露出蛛丝马迹。但她转瞬打消了这个幼稚的念头，她自己就曾对无数人做过同样的事，这种用临近的威胁逼出破绽的做法，她还不熟悉吗？
踏上亚诺维茨桥，两个跟踪者汇集到一处，罗伯津斯基回头看一眼，突然冲出人行道跑向马路，一阵鸣笛和刹车声，几辆车撞成一团，司机们摇下车窗大声咒骂；通往桥上的路堵死了，跟踪的轿车在通往桥的路口犹豫片刻，调头离开，而两个风衣男人则加快了脚步。
那辆车很快就会出现在桥的另一头，必须抓紧时间，罗伯津斯基开始奔跑，在人流中飞速穿行，那两个人的脚步也骤然加快，始终紧跟在身后。来到桥的另一端，罗伯津斯基转身钻进小巷，趁两人还没跟上，狂奔经过几个拐角，她仔细研究过市区的地图，早已设想过在迷宫般的小巷中摆脱追踪的计划，而那两人的准备显然不如她充分。
回到大街上，背后已没有两人的脚步声，街道上也看不到那辆跟踪的车，罗伯津斯基稍微松了口气，但这还远不意味着结束。她走进街边的电话亭，竖起衣领挡住脸，投币拨打一个早已熟记在心的号码；那是和卡拉切夫约定好的，他把暂住公寓的公用电话线路转接到了自己的房间里，两台电话都与个人身份毫无关联，这样才足够保险。
提示音响了几声，对面很快接起电话，却没有声音。罗伯津斯基也没有说话，最初以为是故障，直到另一头传来更多人的脚步声，巨大的恐惧笼罩了她的全身。她立即扣上电话，不可能打错，线路没有问题，唯一的可能是有人闯进了卡拉切夫的房间。按照他们的行动效率，应该已经进行了搜查，虽然她相信卡拉切夫不会留下可供指控的证物，但……罗伯津斯基无力地垂下头。
如果他们决定动手，说明最坏的事情已然发生。
几辆黑色汽车从街道两端驶来，在路人的惊呼中开上人行道，电话亭被包围在车灯的照射中，如同被聚光灯照射的舞台中心。许多人下车，拔枪瞄准电话亭中的罗伯津斯基，大吼着命令她投降。
在强光的背后，罗伯津斯基隐约辨认出卡普里维中校的身影，他拿起扩音器，语调却不急不缓，第一次碰见他时罗伯津斯基就想到，他一定是那种喜好折磨到手的猎物的人。“斯拉娃·罗伯津斯基，现指控你犯下间谍罪、叛国罪、协助谋杀罪等多项罪名，依法将你逮捕，放弃抵抗，立即投降。”
然而这些话并未传进罗伯津斯基的耳中，她环视周围，没有等来蓝先生的出现，就那么执着于运筹帷幄的感觉吗，她冷笑。
国安部特工们开始慢慢靠近，罗伯津斯基用仅剩的时间打量他们，隔着一层电话亭的玻璃，以制式手枪的口径，应当无法立刻让她丧失行动能力；也就是说，她还有为自己选择结局的可能，一个符合她身份的结局。今夜的天空没有云，月光清朗，柏林的冬天很少下雨，几天前那次，大概就是今年的最后一场。
赶上了这个冬季的最后一场雨，也算不虚此行。罗伯津斯基拔出枪，将枪管塞入口中，血花在电话亭中迸溅开来，猩红沿着玻璃向下流淌，遮蔽了她最后的面孔。
8
1976年。
英格兰海滨笼罩着一层薄雾，靴子踏上松软的草地，积水近乎没及脚踝。平静的浪冲刷着悬崖下的石滩，高耸的白色岩壁以冷峻的面貌朝向大海，几千年来如此。
星期日的清晨，诺维科夫总会来看海。现在他已经不叫这个名字，他们派发了假名和新的身份，但独自一人的时候，不需要这些面具用于掩饰。时至今日，他依然无法习惯抛下过往的人生去生活，异国的口音，陌生的城市，多雨的季节，唯一能让他感到熟悉的，是偶尔送来的谍报文件，而这偏偏是他不愿记起的东西。
海风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掀起波浪，起伏的纹路荡漾开去，经过散落在四处的教堂废墟，漫向遥远的陆地。有时诺维科夫觉得，那些残垣断壁像是某种庞大的墓碑，面对海雾的侵蚀与时间的摧残，沉默地纪念着某些不会被纪念的人。雾中出现光亮，一辆车顺着蜿蜒的小径驶来，停在草地的边缘。一个人影下车，走向诺维科夫。
来到面前，那人递出一份资料，上面是模糊且过度曝光的文件照片，由缩微胶卷冲洗而来，标题处有剑与盾的徽标，大概出自他们安插在克格勃文书部门的某个内线之手。诺维科夫翻阅着，从格式可以认出这是克格勃的人员档案，离开那份工作许多年，再看这些已经有点生疏，但过往的记忆就如同冰冷的针，此刻猛然刺进头颅，直触大脑最深处的思绪，令他不禁战栗。文件上盖着归档的印章，意味着这些文件已经保存备案，对档案的主人也已盖棺定论——退出部门或是死亡，往往总是后者。
诺维科夫看到熟悉的名字：斯拉娃·罗伯津斯基，曾用代号“R”，通敌，协助部门重要人物叛逃，1968年于东柏林遭到围捕，畏罪自杀；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卡拉切夫，曾用代号“K”，1968年被捕，先于东德国安部二号部门设施内受审，半年后被送往诺里尔斯克劳改营，1970年死于狱中；最后是他自己，伊万·安德烈耶维奇·诺维科夫，曾用代号“N”，叛逃，再往下便是一片空白。
读到这些，诺维科夫甚至感到释然，如果他们现在还活着，遭受的痛苦将远大得多。但诺维科夫无法原谅自己的是，那些痛苦本就不该是他们承受，是他用虚假的认罪绑架他们，又以懦弱的逃亡抛弃他们。诺维科夫低下头，为此他已经忏悔了许多年，再多这一分钟也无妨。
许久之后，诺维科夫从上衣口袋中摸出打火机，他是从天台上那次谈话后开始抽烟的，还要再过多少年才能戒掉呢，他想。空气很潮湿，打了许多次火才成功，诺维科夫点燃档案的边角，火焰跳动升腾，在纸上蚀出漆黑的空洞，吞没那些模糊不清的字句；直到整份文件被火吞噬，烧到了诺维科夫的手，他依然没有放开。不知此刻从海上是否能看到这片岸边的火光，诺维科夫想起古代点起火焰驱散迷雾的灯塔，此刻他手中这座却无法洞穿周遭的雾，只是令他痛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