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不是第一次见你。”
像怀揣着一场，隐秘的绮梦。
又像穷苦的书生，忐忑地交出窘迫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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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那一次出警，那时瑞德也才刚从湾区那团阴潮漩涡逃离不久。
父母去世，哥哥被送走，他也曾有过堪称孤苦的一段日子。
那时他还不是谁的“老大”。
那原本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傍晚，无人在意雨季来临前的沉闷低压，直到早该回到家的人迟迟没有出现。
他们家的两个孩子，从小就都不娇气，都是自己上学放学，不需要人接送。
平常莱特丽夫妇两人，谁需要晚归，也都会打电话回家说一声。
那天父母都有按时结束工作，瑞德也按时放学回到家，晚餐已经备上桌，唯独不见伯特。
直到天黑时分，家里的电话响起，却是来自压低了声音的绑匪。
一开始是父亲接的电话，他立刻变了脸色。
抄起风衣外套出门前，他交待惊魂不定的夫人在家等着，等到十点，如果他没有回来也没有消息，就报警。
瑞德那时看了一眼客厅的座钟，刚过八点。
他隐约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安的问题却没法向发抖的母亲问出口，只能陪着她坐在沙发上，等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然而还没能等到十点，窗外炸起惊雷，紧接着，风雨瓢泼而下，窗玻璃上的雨点一颗颗砸进了母亲本就惊惶的心里。
她不顾瑞德的阻拦，抓起伞冲进了车库。
瑞德被一个人留在了他们新搬进去不久的，湾区的大房子里。
他什么也做不了，他没能拦住母亲，他无法获知父母与哥哥现在情况，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那口座钟的指针挪向罗马数字十的时候，拿起电话。
他在那栋属于他们一家人的新房子里，坐着等了一整夜。
等到天际泛白，等到风歇雨停，等到，有警察来敲他们家的门。
在警察叔叔和阿姨们平淡而简短的叙述中，十四岁的瑞德很快就明白过来——
他的家，以一种不受控的方式破裂了，在一夜之间。
瑞德就是在那时认识的罗伯茨女士。
温和的中年女人，有着胖胖的身躯，和蔼的面孔，和令人安心的平稳语调，提前告诉他，“孩子，记住，这不是你的错。”
瑞德一开始并不理解。
他能感受到来自这位自称是父母老友的女士的妥帖善意。
所以他没有反驳，也没有质疑。
可是——怎么会是他的错呢？——他当时，莫名其妙地想。
直到四面八方都冒出那些不知从何而来的指责与议论。
他只好继续保持沉默。
沉默的时间久了，连他自己也快要听不见，自己心里当初那个坚定的声音了。
他真的没有错吗？
他真的没有更多，“本可以做却没有做”的事吗？
在他的家庭成员全都深陷险境的时候，他又在做什么呢？
他留在父母为他们一家购置的，全新的大房子里，坐在那张据说是中世纪贵族样式的古董沙发上，听着风声、雨声、雷暴声。
再后来，在罗伯茨女士的建议下，伯特要被叔叔送去多伦多。
伯特被送走之前，瑞德去见了他一面。
已经不是在医院了，医院的病房不会长得像电影里看到的监牢。
瑞德不知道那天夜里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父母的死状，绑匪的身份，案件的细节，全都不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可以接触得到的信息。
他只知道，哥哥伯特在认出他的一瞬间，从那张缠满了绑带的白床上暴起，因为连日无法正常进食而迅速消瘦的干瘪四肢连窄窄的布条都无法抵抗，狰狞着青筋摔落回床上。
铁质床栏被伯特干瘦的身躯磕撞出喑哑的吱呀声，像什么东西撕裂在空气中。
又像一把破锣嗓子，在用尽最后的力气，嘶吼着最恶毒的诅咒。
罗伯茨女士站在瑞德身后，抚摸他柔顺的金棕色短发，再一次向他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