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月，滇云省禁毒局与亚太经社理事会合作，开展跨边境减少毒品需求和预防艾滋病项目。
可以说，一场艾滋病防控的制度性大网已经在国家和省级的层面全面撒开。
而收网的工作，显然要靠像安朵这样的广大基层防艾工作者来完成。
基层防艾工作的成效，完全决定了整个国家艾滋病防控工作的成色。
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
这话一点不假，每一份从上面来的文件，最终也要落在县级的层面上来一项一项落地实施。
安朵作为临江县卫生局防疫科的科长，就是这些工作文件的具体经办人。
看到国家、省、地区各级对艾滋病防控工作上紧了发条，安朵也是心急如焚。
她向临江县卫生局的领导建议，当务之急，得马上汇报县政府分管领导，在县级的层面成立临江县艾滋病防治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她认为，机构和工作专班的组建，是临江县艾滋病防控的组织保障。
当然，成立临江县艾滋病防治领导小组这个事并不难，因为省、地区两级都已经成立了这个组织机构。
在人员组成上，依照上级对号入座就可以。
可是，县政府的文件下发后，在办公室人员组成上，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却成了安朵。
按照上级的惯例，一般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都是由本级卫生局长担任。
就起码不是卫生局长，那也得副局长陈树华吧。
这次破例让安朵担任防艾办主任，是县委书记刀子良亲自点的将。
五年前安朵驻村体现出来的乡村治理能力，实在让刀子良无法忘记安朵这个能力出众的干部。
面对来势汹汹的艾滋病疫情，刀子良深知防艾办主任这个位子并非虚设。
安朵又参加过省疾控艾滋病检测专家组，甚至连鲁家林这个省级专家都对她赞赏有加。
这样，安朵摇身一变成为了临江县艾滋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防艾办）主任，级别副科级。
防艾办刚刚成立，安朵手中的活多到干不完。
比如，尽快摸清全县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地区分布、高危人群的构成与分布，以及感染率和传播方式等问题。
比如，加强组织领导、宣传教育、监测管理、经费保障和技术培训工作。
还有，艾滋病初筛实验室的建立，艾滋病感染科室的组建。
检测出来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管理、心理疏导和治疗。
还有，如何争取上级的经费扶持和技术支撑。
如此等等。
都需要她拿出方案，都需要她参与协调和对接。
安朵这个防艾办主任的工作并不仅仅限于制发工作方案文件。
在当前这个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捉迷藏的当下，不带着一线工作人员亲力亲为，工作局面就无法打开。
县政府的文件还规定，根据工作需要，防艾办可从相关卫生单位临时抽调工作人员，一般可由三至五人组成。
目前的临江县防艾办，就安朵一个光杆司令。
安朵列出了一份她认为合适的名单，希望卫生局领导帮她抽调这些人，充实到防艾办里面来。
可是第二天，局长却遗憾地告诉安朵，这些名单上的人，他一个都抽不动。
别人给局长的答复是，我又不跟你这个局长有仇，你要害我干什么。
这样的结果让安朵很受伤，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啦？
就连卫生局的一把手都抽不动他们，他们平时信誓旦旦说服从组织安排，听从领导安排，都是说给谁听的？
可是，在艾滋病面前，大家都恐惧啊。
安朵不甘心，她去这些人工作的单位去找他们谈，那几个人态度很恶劣地拒绝了她。
有一个疾控中心从事多年流调工作的专业人员竟然对安朵说：
“小安，你别找我，我在这里干得好好的，这个防艾办我是不会去的。
“而且，你不要坐我们办公室的凳子，不要喝我们杯子里面的水，因为你和艾滋病人接触过，不要把艾滋病传染给我们！”
扩充防艾办人马的事受阻，安朵显得非常沮丧。
她悲观地叹息道，组建临江县艾滋病防治工作专班可不仅仅是充实防艾办人员一样简单，还有比这个更复杂的一线工作机构需要组建。
想到这些，安朵感觉自己的心里沉沉的，一点都不通透。
第14章 令人又恨又怕的“爱资病”
通过参加滇云省疾控艾滋病检测专家组，实地参与了边境地区的艾滋病检测筛查工作。
加上全文通读了鲁家林那本《艾滋病：正向我们走来》纪实读本。
安朵算得上是临江县卫生技术人员中对艾滋病有清醒认知的第一人。
安朵从扩充防艾办人员受阻一事上，明显感觉到广大的卫生技术人员对艾滋病这个来势汹汹的新型传染病充满了误解和恐惧。
安朵无解地想，卫生技术人员尚且如此，何况我们今后防艾工作的目标人群——社会大众。
由于所有人群对艾滋病信息接受的单一化，即使作为多数卫生技术人员，也和社会公众一样，所接受的信息都是单渠道的，甚至于是不客观的。
社会上对艾滋病的误解和污名化，随处都可以感受得到。
安朵行走在临江县城的休闲广场，看到一群群退休的大爷大妈围坐在一起晒太阳，不时传来他们关于艾滋病的热烈讨论。
有个戴着老花镜的奶奶说,艾滋病是老天爷对那些罪有应得的坏人的一种惩罚！
有的老爷爷说,爱资病就是热衷于资本主义国家腐朽生活的人才会得的脏病！
有的说，如果我的家人得了这种“爱资病”，我就要把他清理出门户，让他自生自灭。
在这些大爷大妈义愤填膺的讨论中，得艾滋病的人就是x毒者、l交者、txl者、a娼。
不仅社会上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非常歧视，因为安朵参加过艾滋病检测工作，她也遭到了同行们的误解。
安朵有一次和几个从县级医疗卫生单位抽调出来的同事下乡，进行乡村计划免疫达标考核。
她们这次乘坐一辆公务车出行，车子即将启动，安朵才拎着一袋面包最后一个上车。
安朵意外地发现，自从她上车坐下，紧挨她的一个女同事就连忙起身挤到前面的座位上。
前面已经没有了空位，可这位同事就是要挤上去。
这要换以前，她们这些姐妹对安朵可亲近了，大家都喜欢和她挨坐在一排座位上。
安朵拿出刚买的热腾腾的面包，大大咧咧地递给同事们。
她知道这次下乡出发得早，很多同事甚至来不及吃早点，所以这些面包是特意为没有吃早点的同事们准备的。
一直非常喜欢吃安朵“便携式早点”的同事们，现在一个个被惊吓到连连摆手，唯恐避之不及。
这要是先前，她们早就一个个乐开花欣然接受，还啧啧称赞安朵是暖心小天使。
临江县的乡下条件差，乡下旅馆少，经常人员爆满，且都是多人间，女同胞们只好和安朵挤在一个房间住宿。
那些女同胞对安朵的反感越来越明显，且态度上更加的冒犯安朵。
安朵被要求不能和她们在同一间浴室洗澡，牙刷和毛巾不能放在浴室。
不能和她们共用香皂，甚至被要求洗衣服时设定的水温要更高。
被昔日亲密无间的姐妹们有意疏离，让安朵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跌落到无尽的深渊里。
安朵无解而无奈，她真切地感受到被抛弃的滋味是多么的令人绝望。
她又认真通读了一遍鲁家林所著的《艾滋病：正向我们走来》，一下子就理解了社会上对艾滋病严重污名化的缘由。
安朵清晰地记得，她第一次看到艾滋病这个传染病的信息，还是在一九八五年那年，当时的她还在普宁卫校读书。
她在学校阅览室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系列关于艾滋病的报道。
其中《谈谈“超级癌症”——艾滋病》比较典型地把艾滋病描述为一种来自西方的“传染性癌症”。
一直到安朵工作后，她在一些报纸、电视上看到的报道中，都把艾滋病视为资本主义的疾病。
那些报道多以国际新闻为主，消息常来自外电，鲜有国内民间、个体的内容。
那时候的安朵就有一种“艾滋病离我很遥远”的感觉。
安朵认为，这种感觉不单单自己有，社会大众肯定也有。
因为每一个和她一样的社会大众，接受的都是同样单一的信息。
现在突然看到央视、滇云电视台集中报道滇云省艾滋病疫情，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至于检测出来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社会公众一致把这些人归咎为他们追随了资本主义贪图享受的生活方式。
“艾滋”即“爱资”，这样的译称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感染风险毫不例外地与“外宾、归国人员、边境居民、外国人”等等形象相联系起来。
从一开始，艾滋病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一种疾病”，更是被隐喻为“一种人格类型、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
反正一句话，得艾滋病的人都被拉上了道德法庭，他们全部是一些道德败坏的人渣。
这样的讨论无处不在，除了大爷大妈，还有机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街坊邻居。
上班时候会讨论，下班了休闲娱乐会议论，对艾滋病无处不在的讨伐，源于对艾滋病的深恶痛绝。
几乎所有的社会人群都认为，只有那些放纵的、甚至是罪恶的人，才有机会得“爱资”。
艾滋病是对这类人群的“罪与罚”。
每每听到人们热烈而义愤填膺的讨论，安朵也时常扪心自问。
如果自己不是早于其他卫生技术人员一步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她甚至就是其中参与讨论最激烈的一个。
由于缺乏对艾滋病的全面认知，人们对艾滋病的片面理解、误解和污名化，艾滋病又被称为“世纪瘟疫”，全社会陷入一派“谈艾色变”的境地。
除了憎恶艾滋病感染者，对这种传染病，社会公众更是“怕”字当头。
人类社会中，无法被治愈的疾病很多，包括很多常见病，比如糖尿病。
可传染性的疾病也不少，但是在医学技术手段下，大多数都被消灭，或逐渐被疫苗相对抗。
能够致人死亡的疾病很多，比如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等等。
而艾滋病是致死性、可传染、不可治愈这三个条件的交汇点，这本身就足以造成恐惧。
恐惧导致了禁忌，禁忌本身又确立了恐惧。
由此，艾滋病成了一个魔鬼的别称。
加之，艾滋病以被视为生命象征的体液作为传播途径，在主流人群中增添了一种“污染”和“入侵”的意味。
那么，作为冒犯主流的侵略者，艾滋病被构建出的社会属性便催生了对“你——我”“异——己”的划分。
“作风有问题、肮脏、x乱”等污名与“x毒人员、t性恋、x工作者”等身份紧密相连，显示了艾滋病在社会上疾病污名与身份污名相互交互。
与污名相联系的艾滋病感染者会继而被分离为“他们”，而不是“我们”的一员，导致了社会的隔离。
因为害怕遭到歧视与侮辱，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们不敢袒露自己的身份，进而更加远离了人群，成为了事实上的“孤家寡人”。
所以，艾滋病被放在了禁忌的另一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被放在社会的另一端，连带着他们的人格、名誉与权力。
安朵思考着，社会上对艾滋病严重的污名化，就是当前艾滋病防治工作中面临的最大困难。
第15章 组建工作专班
没有人愿意来防艾办，那就自己先把工作头绪理起来。
安朵不再等待，她马上起草了一份《临江县艾滋病防治工作方案》。
她知道，这份方案就是她这个防艾办主任必须拿出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文件。
在这份方案中，安朵详细进行了机构队伍的组建，提出工作目标任务并进行了分解，对开展工作的保障措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因为有扩充防艾办人员受阻的前车之鉴，这一次，安朵在艾滋病防治队伍的组建中，不再进行事前协商，直接就在方案上点名道姓地写上了人员名单。
这些名单是安朵通过认真研判，认为目前临江县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最恰当的人选。
人就是这样奇怪的动物，你尊重他，和他事前商量，因为是商量，所以对方也可以明确拒绝你。
面对当前艾滋病这种“世纪瘟疫”，大家能避开就避开。
如果你继续用协商的方式组建艾滋病防治队伍，那么这个队伍到牛年马月都无法组建起来。
所以这一次，安朵直接来一个“点将令”。
被点到的人，名字写上了文件，就是上一级对下一级进行的工作安排，放在战争年代就是“命令”。
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艾滋病防控，也是一场需要人人参与的“人民战争”。
安朵的方案得到了县委书记刀子良的签批，并以临江县委办公室、临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名义下发到所有县级单位、乡（镇）党委政府。
“两办”下发的文件，其蕴含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接下来，安朵就得深入各个单位进行文件的督办。
安朵跑遍了临江县艾滋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对各部门成立相应组织机构的情况进行督查，把一长串未按时落实工作机构的单位名单记在了笔记本上。
安朵找到县委督查办张主任，请他帮发一份《督查通报》，把这些连组织机构都没有建立的县艾滋病防治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在全县进行通报。
张主任看着一脸较真的安朵，无奈地笑道：
“安朵主任，因为没有及时组建工作机构就通报，以前还真没有做过，你是不是太较真了，有这个必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