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些时候，莉莉会自相矛盾。她否认少年军是一个同质自洽的共同体，暗示她对于少年军的归属感不强；但她也承认特定情况下，前少年军的身份对她来说是一切。“即便我不是个模范的少年军成员，但我确实是其中一员。我曾经感到除了那段日子，我一无所有。”
我追问那具体是什么时候。
“在改造营待了半年之后……在我放弃毕业的念头之后。还挺奇怪的，当少年军不存在之后，它反而变得更加重要了。”说完这些，莉莉难得沉默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不再那么觉得了，但我……还有其他人都不可能假装那没发生过。对于很多人来说，我曾经是少年军这件事是决定性的。我没办法反驳。我想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但过去是唯一我改变不了的东西。”
莉莉确实对于人心有着超出年龄的洞察力，但因为对他人抱有强烈的不信任，很多时候显得尖刻无情。在莱辛任教过的一位教员A（本人要求匿名）告诉我，莉莉的无动于衷和刻薄都令人印象深刻。揭露帝国军暴行和普通人生活惨状的纪录片场常常哭声一片，但据教员A所说，莉莉没有哭过。她还会在课堂上问一些刁钻又并非毫无根据的问题，如果教员答不上来，气氛往往非常难堪。莉莉的意图也许并不在于为帝国政权辩护，只是忍不住指出一些逻辑不通顺的地方，但听者不免往那个方向想。
莉莉这种态度在招来了麻烦。
在黑色情人节之后，改造项目的目的和形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识课程基本全部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高强度的政治思想课程、讨论会和讲座。安保措施和纪律管理也变得都极为严格，“基地”就此成为封闭性的“营地”，学员的自由被军事化管理的日程和各种规章制度限制，教员开始佩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官”。但改造系统的运营和规划本质依旧十分原始，走一步看一步，不断根据情况改变调整策略。
奥尔夫·波尔金回忆起离职前与继任者交接的场景时义愤填膺：“那时候我看着来抄家一般闯进办公室的那群人，我就觉得改造项目肯定会失败。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在少年军手下吃过苦头的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对帝政统治的了解停留在新闻报道层面的海归者，盟军指派空降的官僚……如果说我和同僚们是天真的空想家，那么后来的这群人就完全把自己当监狱长看待。他们完全不了解少年军内部构造，也并不把那些孩子当人。”
白发苍苍的学者从电子烟斗里吸了好几口，才继续对我说：“我知道有很多孩子干了坏事……非常邪恶非常可怕的暴行，但他们也是人。大人也一样。残暴也是人性中的一面，所以我们需要教育，需要道德，它们是管束毒蛇的大棒和枷锁。应该负责的是让孩子太早成为邪恶的大人的那些家伙，而不是孩子自己。”他看向我，露出一个有些难为情的微笑：“我知道我这套思想现在已经过时了。但我还是觉得，我们真正的仇敌不能是孩子，那样的话，这个世界真的不对劲。”
波尔金的想法在和平摇摇欲坠的战后第一年缺乏立足之地。发生在南部港口城市D市的前少年军成员袭警事件、第二大城市议会广场的自爆袭击都只令运营层的态度变得更为坚决。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出现，学员们“毕业”的要求又多了一道手续。完成课程、通过测试之后，他们还必须历经为期一到两个月的观察期。便衣考察人员和电子监控网络会严密监视学员，确保每个毕业的学员都真正洗心革面。
而在职教员对于辅导的少年少女们也抱有戒心，学员与教员之间爆发冲突成了家常便饭。进入莱辛半年左右，莉莉开始脱离学员严格的日程表安排。旷课、拒绝参加各种集体活动，破坏公物，甚至对教员动手。她的履历上因此都是记过和禁闭记录。她并不打算为那时自己的行为辩护：“我也把他们（教官们）当成了敌人。在那种环境下，矛盾很容易激化。‘既然你们觉得我是个激进分子，那么我就变成那样给你们看’，差不多是那种感觉。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会做得很绝。”但她看起来并不后悔，好像在说，再来一次，她还是会那么做。
由于“不守纪律”加上拒绝沟通，短时间内，莉莉接连更换了两任指导教官。教员A是其中之一。“我们不想再经历一次事变，所以容易反应过度，把任何质疑的声音都当成是狂热分子。”她对于那时候将莉莉视作帝国狂信者感到内疚：“如果我更耐心一点，也许之后的事都不会发生了。看到新闻之后，我立刻知道那是她，那糟糕透了。同为女性……不论她是不是个好学员，她都不该经历那些。我感觉自己也是加害者之一。”
她指的是造成轰动、占据过去半个月各大媒体头条的“莱辛丑闻”。
莱辛丑闻不仅揭露了现有改造系统丑恶的一面，更暴露了所谓观察期形同虚设。
03
今年1月19日，莱辛改造营在任教员斯坦尼斯拉夫·斯坦坠亡。警方调查后认为斯坦药物误用过量产生幻觉，从其办公室的窗口跳了下去。这个新闻在当时并没有引发太多关注，毕竟那时所有人的焦点都在联邦广场的宫殿内上演的组阁政治大戏。
6月6日，帝国军无条件投降暨停战一周年纪念日，那也是莱辛改造营新一批学员毕业、正式告别近似战俘的身份的日子。
当日早晨9点左右，名叫阿列克谢·冯霍恩的少年从莱辛改造营的某栋旧楼窗口一跃而下，当场死亡。
那天离阿列克谢的十八岁生日还有半个月。而他选择的那栋楼正是四个多月前斯坦坠亡的同一建筑物。在踏出无可挽回的那一步之前，阿列克谢给各大媒体发送了一段视频讯息，那是长约五分钟的惊人自白和告发信。他声称斯坦的死并非意外，而是他杀，凶手正是自己。据阿列克谢所言，斯坦长期对指导的学员实行性侵害，同时用药物对受害者进行精神控制；受害者是阿列克谢的朋友，他在义愤下杀死了斯坦。
讽刺的是，阿列克谢原本是当日毕业典礼的学员发言代表。而在事件发生前，负责指导评估他的多位教官都对于他成功被再教育深信不疑。阿列克谢是从哪里获得了拍摄视频的设备、在哪里设置好定时发送的邮件的，目前都是未解之谜。能够确认的是，改造项目引以为傲的观察期跟踪调查没有察觉他行为中可能的异常。
半军事半政府机关的掩饰行为，性侵未成年人，药物滥用，司法公正，这一事件集齐了争议性的关键词，迅速掀起舆论狂潮。虽然阿列克谢的视频很快在各大信息平台被删除，但还是不断继续在用户之间流传。这一丑闻还牵起了另一桩在首都市法院受理的未成年相关案件，3月，杰克·威尔逊被提起公诉，涉嫌伤害多名未成年人。杰克·威尔逊正是阿列克谢在视频中提及的莱辛改造营纪律管理委员会负责人，被起诉时威尔逊已经被免除改造营职务。
6月6日当日，莱辛改造营管理层举行新闻发布会，运营负责人辞职，管理层大换血，接手莱辛的新班底承诺彻查事件真相，并恳请媒体保护当事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此后，改造营方面就维持沉默。6月7日，首都检方宣布重启对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坦死亡案的调查。截止本报发稿时分，检方调查还在进行中。检方在6日事件现场发现了署名收件人“警察”的塑胶袋，据悉里面有装有疑似药物的颗粒的小瓶，还有另一部分证物。死者遗体已经进行过司法解剖，由于没有前来领取的亲属已经火化。加之现场取证困难，不少司法专家认为公众不应对调查结果抱过多期待。
而在这一切发生的数日之前，我与莉莉第一次在首都市中心某处见面。
第一次采访期间，我与她谈论了莉莉在福利院的童年和黑色情人节。两天后，我与莉莉第二次见面。她在我对面坐下的那一刻，我感觉奇怪地不自在，仿佛有什么将要发生。
“先生，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事。”这是莉莉的开场白。
我和莉莉更早之前因为一个偶然在市内相遇，她那时得知我对于对数月前莱辛教官坠亡案有兴趣。直到现在我都无法解释为什么，但第一次看到那条新闻的时候，一阵恶寒蹿上了我的右边手臂。而当6月初的那个午后，莉莉平静地说出下一句话时，我感觉到了命定般的恶意：
“四个多月前死去的斯坦教官是我的指导教官。”
那天的谈话让我得知了远超我预期和想象的事。其中并不包括斯坦的死亡真相。但莉莉吐露的一切还是令我失眠了。我告诉自己，在动笔之前，必须再继续找别的相关人士查证核实。
两天后（也就是6月6日）早晨，我被片刻不停的消息声惊醒。点开送到《先驱报》公共邮箱中的那段视频之后，我感到有必要将这篇报道尽快写出来。
04
斯坦尼斯拉夫·斯坦是莉莉的第三任指导教官。
在黑色情人节之后的改造营体系之中，指导教官与学员每周日进行面谈，学员总结一周心得，教官则评估学员的“进展”。原则上，改造营方面鼓励教官和学员建立信任关系。教员必须遵循行为准则，教员与学员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都是严重违规。如果有违反行为，学员可以向纪律管理委员会申诉。如果学员对教员不满，同样可以发起申诉并申请调换教官人选。莉莉前两次调换教官就是走的这个流程。
但由于教官掌控学员的表现评分、决定学员是否能够进入毕业流程，教员在学员面前事实上拥有几近绝对的权威。一旦纪律管理委员会不受理学员的申诉，学员就等同被困在同一名教员管辖下。不合理制度的漏洞成为犯罪的温床。
第一次见到斯坦，莉莉觉得他“还行”。那时莉莉已然被视作屡教不改的问题少女，看上去会在莱辛待到十八岁成年，那之后被送入管制更为严格的战犯收容设施。但斯坦与此前的两任教官不同，他单腿有轰炸留下的伤，内敛寡言，但对她很和气。斯坦没有和其他教员一样居高临下地训斥教育莉莉，而是鼓励她到办公室聊天。莉莉承认被长久孤立后，她偶尔会渴望有个能够心平气和交谈的对象。一次交谈之后，就有了第二次和之后的更多次。
那些看起来无害的闲谈中，令莉莉印象深刻的是斯坦的办公桌上有许多纸质书。那在战后颇为稀罕。斯坦注意到，便开始鼓励并指导她阅读。如果不是战争，斯坦也许有机会进入大学教书。至少斯坦如此声称。
现存开放的政府档案中几乎没有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坦的资料。他的家乡似乎在南方，但在丑闻曝光之后，即便将南方翻了个遍，媒体同僚们也没能找到斯坦这个人真的存在过的证据。帝国吞并南方诸多政权的战役是帝政初期最血腥的一笔，那时不计其数的南方居民逃亡北上，南方政府投降前，内部主张抵抗到底的鹰派摧毁了基础设施，个人信息和资料随之遗失泰半。斯坦似乎还有个相依为命的姐姐，但她在帝国军入侵时遭到侵犯，发现怀孕后自尽。但这也是无法查证的说法。
莉莉逐渐对斯坦放下心防。她考虑过重新回去修满课程、好好考试毕业。但信赖招来的是噩梦。“他恨帝国的一切，以它对待他姐姐的方式对待我、惩罚我，以此复仇。”描述斯坦所作所为的时候，莉莉的声音里出现了一个空洞。她会突然跳回时间更深处，叙述战时少年军内的体验。那些经历有共通之处。但莉莉大体上还是表现得很平静，这让她直白冷静的叙述获得了一种野蛮的暴力。
作为听众的我不止一次因为自己的生理性别而感到不适。我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为男性的另一些人能够做出如此恶行，并为我无法给出一个解释而羞愧。想要在这篇报道中找到一些骇人听闻的细节的读者会失望，我会将它们留给法庭。
莉莉试过申诉，但杰克·威尔逊与斯坦有交情，她的控诉石沉大海。由于她的“恶名”，虽然她的精神状况肉眼可见地恶化，教员和其他学员理所当然地认为那只是顽固分子的疯狂。莉莉在那段时间更加频繁地“违反纪律”，故意违反每一条可能违反的规矩。少年军的身份变得重要。她开始自残，试图轻生。学员身上的生理数据探测装置让她一次次被从死亡边缘拉回来。她有严重的睡眠障碍，但因为她会将安眠药囤积起来，医务室最后拒绝给她开药。
“所有人都看得见我，但我也是透明的。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污渍，他们都恨不得我快点消失，但又不愿意给我自愿消失的权力。”
我很想写，莉莉并非完全孤身一人。但那种说法淡化了她经历的孤立和漠视。在我们的对话中，我小心地询问有没有哪怕一个人注意到她的状况，莉莉以陈述事实的口气告诉我：“我试过告诉自己我是爱他的。但最后，我实在做不到。如果没有阿廖沙，我早就死了。”
阿廖沙是阿列克谢·冯霍恩在莱辛改造营内更广为人知的通行名字。他们是彼此唯一的朋友。与一些揣测截然相反，他们并没有恋爱关系。莉莉坚称他们的关系连朋友都够不上。采访中，她花了很长时间试图给与阿廖沙的牵绊定性，不是朋友，不是恋人，甚至不是同类。莉莉说她也不了解阿廖沙，有时候甚至会怕他。到最后我也不确定我是否理解了他们的关系。无疑的是，他们对彼此有特殊的意义，极度依赖对方。“我会为他做任何事，他也一样。”这句话在如今看来，更像噩兆。
6月6日之后，我试图追踪阿列克谢的生平，但很快走进死路。能弄清的只有他被赫伯特·冯霍恩——一位前帝国外交官——收养，因此获得了这个姓氏。关于冯霍恩一家有许多传言，但无一能够确凿证实。帝国投降之日，冯霍恩一家在家中地下室服毒自尽，所有私人和官方机密文件都被事先付之一炬。冯霍恩家的养子不止有阿列克谢一人，我在一所医院找到了幸存的唯一另外一人。他在被征入少年军后负伤，双目因激光照射失明。但他拒绝谈起在冯霍恩家时的任何事，对于阿列克谢，他只说“无可奉告”。
而莉莉的叙述也在1月19日那里突兀地中断了。她开始模棱两可，不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说斯坦需要服用很多止痛药来盖过腿部旧伤，有时候也会依靠名为“愉悦”的药剂提神。他服药过度并不让她惊讶。随后，她就跳到了斯坦死后。
采访时我就认为她显然知道什么，但她还不够信任我。
莉莉没有提及阿列克谢对斯坦的态度。她对于斯坦之死异常的沉默是否是对阿列克谢的保护？我询问她为什么要接受采访，告诉我她告诉我的一切，她是否想要正义的裁决。莉莉笑了：“我要正义有什么用？我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些。也许在另一个营地有另一个我。说不定还来得及。”
但莉莉可能也没料到更多人会以那样的方式知晓这一切、比她愿意对我透露得还要多。
事件发生之后，莉莉由于情绪失控被送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