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联社办公室的游主任对我很客气，他说他们单位一般在市电视台和报社做宣传，没有在市电台做过广告宣传，可以尝试一下。他让我写个详细的宣传策划方案给他，他报送领导审批，不用担心费用，商业联社有专门的宣传预算。
我对这笔业务寄予很大希望，根据游主任的建议，我先把市商业联社与市电台节目的年度赞助形式及广告语编写出来，再把市商业联社和全市各个营业网点都纳入到宣传范围，从商业联社存款规模到信贷实力、从机构介绍到队伍建设、从管理高层到普通职员、从工作质量到服务保障、从各类荣誉到发展前景……都作了分项策划。当然，宣传费用也不低。
游主任看了认为不错，说尽快报给领导，让我等待批示的消息。
何老师来电话了，问他家里老人和孩子的情况如何？我说孩子蛮听话，成绩也好，两位老人的身体都硬朗。我问他还好吗？何老师说，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目前至少安定下来了，在南方的浦海市电视台谋到了一份职位，平时工作挺忙的。我说，你安心工作吧，家里有什么事情我会关注和帮忙的。何老师又问我的工作情况，我想他远在千里之外，说再多也于事无补，何必给他的心情徒增不快呢？他同样一个人在外奔波闯荡，遇到困难和委屈，又有谁能给他安慰和体恤？便回答说，一切如故。
游主任终于来电话了，有喜有忧，领导对宣传方案很满意，但迟迟没有签字批示。游主任出主意，要我找个机会和领导面对面沟通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
那一次，我印象很深。我手里钱不够，还找余红又拿了一点钱，买了点礼物，在游主任的电话指引下，天黑后，我进了市商业联社的家属楼院子，独自在一个角落等候，冬天气温低，尤其晚上，我站一阵又蹲一阵，脚麻手冷。游主任电话我，耐心一点，领导在外面接待客人吃饭。到了晚上九点来钟，领导终于回来了，我估算他开门进屋后，便上楼敲门。
我放下礼物，领导的态度很客气，提起宣传的事，他用手指敲了敲脑门，长长地“噢”了一声，说事太多给忘记了，接着表示，策划方案的思路不错，电台的广告宣传工作也应该重视，明天他就把方案批了，并交代游主任配合具体实施。
游主任帮了大忙，他给了我很多参考材料，只要略加整理和修改就可以形成系列报道分期播出。按照广告宣传协议，系列报道播出一半，就应该支付一半的广告费，包括带有固定广告语的《桃阳新闻》节目年度赞助费。等我满怀信心把□□送过去，又出幺蛾子了，分管财务的领导私下发牢骚说，在播出的系列报道里，对他个人先进事迹的介绍，不够具体不够全面。这真是冤枉了，我和游主任商量过了的，除了联社董事长的介绍篇幅稍长一点，其他班子成员的介绍篇幅都是一致的。这要命了，总不能再单独给他搞个重播吧？！
游主任也无奈，说等他消气了再找他吧。可我等不起啊，这又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急之下，我电话找了台里的郑主任。他基本不在台里露面了，文台长也没有过多追问，毕竟郑主任还是台里的广告创收。
郑主任的态度比较友好，他听完“哈哈”大笑说，这有什么问题呢，我给他们单位的上级领导解释一下吧。他顺便问我台里近来的变化，我简单向他介绍了台里的改革新措施，以及我的工作困境。他安慰我说，不着急，会有展示才能的机会。我琢磨不透他的意思，一心想解决目前的难题。
很快，宣传费到账了，我去向游主任表示感谢，他推辞一番后收下了。他问我用什么办法搞定的？我说是你们上级单位的领导，对此事做了解释。他说难怪了，那可是我们的主管部门，以后不用怵那个分管财务的领导了。
没有关系资源，要吃广告创收这碗饭也是艰难的。和有些小包工头一样，好不容易揽个活，等到最后结算时，剩下费用的只够勉强养家糊口，你说不做吧，又怎抵得过生存和生活的压力呢？
洪台长老俩口要赴深圳去陪女儿了，我买了点礼物去看望他们，也表示送行。洪台长的老部下不止我一人，他对台里发生的事情都知晓，但鉴于自己已退休的身份，他没做任何评价。不过，对于我的工作困境，洪台长给了一个建议，他让我主动去找找郑主任，或许另有出路。
未曾想，洪台长走后不久，郑主任主动打电话我，说马上要成立市经济电视台了，他任台长，问我有没有想法过去一起干？我说当然乐意了，我在通镇也接触过电视摄像和编辑工作呀。他说吉局长虽然放权由他自己组建人马，但是为尊重吉局长，建议我去当面拜访一下吉局长。
好歹是一条出路。于是我又找余红拿钱，她有些抱怨，说我用出去的钱比拿回家的多。我没脸解释，我也是想谋求一条合适的生路啊。照样买了些礼物，按照郑主任告诉的地址，晚上过去拜访。
吉局长的住宅与原通镇的程书记一样是自建房，要不是郑主任介绍得比较详细，还真不太好找，看来郑主任是常客，轻车熟路。时间不凑巧，吉局长家的大门虽然敞开着，但一楼客厅有人在说话，再细听，有文台长的声音参杂其中。我赶紧退缩到附近一个能观察到动静的角落等候，好不容易把他们熬走了，我急忙轻手轻脚快步走过去。时不我待啊，谁知道后面还会有几拨人来家里汇报工作呢，让别人再抢先一步了，我还得继续蹲守。
进门后，我看见吉局长坐在客厅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市电视台播放的广告节目，他看了一眼我，然后“嗯”了一声。他爱人招呼我坐下，问我是哪个单位的？在做什么具体工作？我紧张得口干舌燥勉强回应，想润润嗓子，但他爱人一直没倒茶水。我虔诚地望着吉局长，等待他的“亲切”谈话，可他的目光始终被电视屏幕上连绵不绝的广告所吸引，没时间理我。我甚是难堪，只得对他爱人说，我没什么事，就是过来拜访下领导的。然后起身先背朝大门退几步，再转身离去。
为避免碰见继续来拜访的熟人同事，我寻了另外一条路回家。路上，我心里充满悲凉，吉局长不也是从一名通讯员成长起来的么？怎么冷冰冰的没有一点人情味呢？哪怕和我说两句话，也会让我倍感温暖和感动啊！我慢慢安慰自己，或许领导的时间宝贵没法细聊。
四十四
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保姆请不起了，女儿才两岁多点就送去了幼儿园。同样受经济条件所限制，女儿上的是一般幼儿园，费用不高。曾有同事问我，怎么不把孩子送到好一点的幼儿园。我红着脸解释说，离家近一点，接送方便。其实，我每每听到孩子说，在幼儿园吃不饱，再看到她回家饥不择食的样子，我就为如何保证她将来的生活和学习条件，而感到忧心忡忡。
记得有一次，由于幼儿园老师照看不周，女儿从两米半的滑梯上额头着地摔下来，立马肿起一个青紫色的大包，老师拎了两斤苹果把孩子送回家，轻描淡写地解释了一下。我想发火但没有底气，因为是我没有经济能力把女儿送到条件优越和管理规范的幼儿园。
自责也好，惭愧也罢，捶胸顿足解决不了问题，生活还得继续。即使迷茫也不能停下脚步，在撞撞跌跌中寻寻觅觅，要相信柳暗花明。
市广电局正式发文，宣布筹建市经济电视台并任命郑主任为台长。事实上，经济电视台的发射频道就是市电视台拥有的两个发射频道之一，吉局长把它拆分出来，可能有两个目的：①新增一个经济创收实体，既有利于竞争，又能增加广告创收；②经济电视台可以作为局里的自办经济实体，可以弥补事业经费。市电视台的两个发射频道是经过正规审批的，现在拿出一个频道冠名为经济电视台，相当于是内部运作，加了个名号而已，不用再上报审批了。我的理解，这属于内部资源调剂。
郑主任被任命为市经济电视台台长，是吉局长看中了他的才干，还是他与吉局长志同道合？不得而知，不过吉局长能放心托付，且郑主任敢大胆勇挑这副重担，应该算是惺惺相惜吧。
据说市电视台台长起初对此事颇有看法，他认为这会造成严重内耗和恶性竞争，不利于团结，有损集体形象和造成不良影响。俗话说，不要迎着风头上，否则容易感冒的。电视台台长因此被吉局长小范围剋了一顿，说他没有一点大局意识，嘴上说的冠冕堂皇，心里却私下打着小算盘，连自己的瞎眼岳父都弄进台里当门卫，还能挺直腰杆说自己是为了维护集体荣誉和形象？吉局长“明察秋毫”，这让普通职工对他多了一份敬佩。
此后，全局系统上下齐心协力，全力支持筹建市经济电视台，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钱……吉局长不答应，自己去挣！吉局长恨不得它马上开播，财源广进。
郑台长拿着局里的文件，到市电视台、有线台、电台等单位选人组建队伍，但毕竟是新开业的“门店”，缺乏吸引力，除了类似我这种有点“穷途末路”的人，大都没有意愿。好在吉局长亲自“帮忙”，从社会上和其他单位调进了几位人才，另外，再因为副台长的职位空缺，从市电视台“挑选”了两名中层干部作为补充，最后面向社会招聘了一批人员，这样总算把队伍凑齐了。
我的调动是自己操办的。郑台长看不上文台长，不屑与她面谈，让我自己拿着局里批复的，经济电视台人员组建名单去找她。文台长似乎很赞同我的调动，还预祝我在新的单位和新的岗位早创佳绩，勇立新功，最后很自然地要我把商业联社的广告业务移交给相关同事。
市经济电视台的办公场所是单独在外面租赁的，摊子虽小，但机构设置齐全，有新闻部、经济信息部、广告部、办公室、财务部、技术部等。我被郑台长任命为广告部主任，其他与我差不多身份调过来的同事，基本上都有职务，反正是将多兵少，郑台长的意思是大家拿着带有职务的名片，有利于出去拉广告业务。台长是一正二副，局里下文任命，我们所有的中层干部由台里下文任命即可。看来，所有人的职务任命，都不需要上报到宣传部审批。
郑台长召集全台人员会议，还特地邀请吉局长过来作指示。吉局长首先从宏观层面，阐述了广电系统改革创新的必要性，接着对本市广电事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剖析，最后归纳为一个主题：以广告创收为中心，积累资本，推动本市的广电事业蓬勃发展。
随后郑台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局领导把这副重担交给他，既是对他的莫大信任，也是极大考验，他一定不辜负局领导的期望，带领大家勇往直前，奋力开拓，以优异的成绩向局领导交上满意的答卷。
吉局长有事提前离场后，郑台长便把经济电视台全年广告创收的任务指标做了说明和分解，基本上每个部室每个人都分派有任务指标，包括办公室、技术部、财务部。他强调，我们必须首先做到交足局里的，余下才是自己的。但当大家了解到局里下达的任务指标数时，每个人的心情是沉重的，觉得太高了，有些不切实际。
郑台长安慰大家不用担心，他也会积极想办法完成局里上交任务的。另外，为了体现人文关怀和安抚大家的情绪，台里将连续发放三个月的工资后再彻底“断粮”。
自此，我的身份由“广播人”转换为“电视人”。笨鸟先飞，力挖资源，我第一步就把董总公司的电视广告业务转移到了经济电视台，同样办法，我再将袁领导原来介绍的长期广告客户也拉到了台里，这就有了基础。
郑台长说得对，电视台的广告业务比电台好做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坐等客来。有些大的广告客户习惯认准市电视台，这就需要公关了，利用一切社会资源去打招呼，碍于情面，有些大客户就会把宣传费用一分为二，市电视台和市经济电视台两边都投放，以平衡关系。
但这与我无关，因为家里没有任何亲戚可以因此帮上忙，包括余红的娘家也是。于是，我采取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办法，从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小客户入手，如卖农药的、卖鱼药的、卖种子的、配眼镜的、美容美发的、治疗疑难杂症的……积少成多、集腋成裘。让我为之骄傲的是，我曾引起了两家眼镜店的激烈竞争。由我经手策划的第一家眼镜店的广告播出后，效果十分明显，第二家不甘落后，去到市电视台做了广告宣传，但反响平平，于是特意托人到市经济电视台找我，指定我接手做他家的广告宣传策划，成了我的广告客户。我似乎又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没想到，有一天，电台的马副台长突然电话通知我说，电台里要取消我的分房资格，原因是：①当时分房名单不是集体研究决定的；②我已经调离了电台。
我焦急得一夜没睡，束手无策，心如刀绞。余红在家里不断唠叨，说没有道理，太欺负人了。说实话，我当时真希望余红能自己出面，到电台去找文台长和马副台长他们面对面辩论，据理力争。但余红不具备此类性格，她除了陪着我在家里一块生闷气，照样一筹莫展。
我知道，这事找郑台长或是吉局长都无济于事，他们有着自己个人的利益关系，如果与己无关，就犯不着出面为我协调处理，至多抱以同情的态度。我冷静下来后，打电话给电台的叶老师打探是怎么回事？叶老师告诉我，这是文台长和马副台长两人商量的意见，他们认为洪台长退休后，不会再参与台里的事，何况他已经去了深圳。取消我的分房资格，目的是重新分配给那位易播音员，因为易播音员是吉局长亲自挑选的人才。台里其他领导心知肚明，也觉得不公平，首先是我在电台的工作年限长于易播音员，其次我的岗位调动有局里的文件依据，再者当时拟定分房名单时，都是严格按照条件和资历筛选的，马副台长也在场，并没有提出异议，而当时文台长只是中层干部，没有资格参会。
文台长本来是想以会议文件的形式，让所有台领导班子成员签字后，再以正式文件通知我的。但有两位领导班子成员不愿意签字，所以就由马副台长直接电话通知我了。
深深感谢电台另外两位领导的公平正义之心，因为一旦形成集体的书面意见，再怎么申辩，都是有很大难度重新再议的。我望眼欲穿的房子，恐怕真的易手易播音员了。
四十五
房子是大事，想到蜗居在仓库改成的房子里，冬冷夏热，余红和孩子一直在遭罪，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我不敢掉以轻心，经过思前想后，去找了袁领导。
袁领导听了我“万般无奈、声情并茂”的陈述，也为我感到愤懑不平，认为完全是人为因素在损害我的正当权益。于是，他决定尽最大能力帮我一把，准备找一直都在关注着他成长的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出面给文台长打个招呼。这不是什么违反原则的事，因为我有足够的且站得住脚的理由。
毕竟组织部是管干部的，文台长答应尊重原来的分房意见。不过，她还是有些不甘心，又让马副台长通知我，要交纳双倍的建房集资款才能保留我的分房资格，理由是我不在电台工作了，不能享受与电台职工的同等待遇。
不能再去麻烦袁领导了，我直接去了市电台与文台长面对面交涉。我问她，既然尊重原来的分房意见，为何还要交纳双倍集资款？我服从局里的人事调动安排，有没有错？再退一步，再交纳的集资款以什么名义给我开收据？是罚款还是赞助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