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做了好几年的广告业务，有了一些体会，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挑挑担子。”
“想挑担子是好事啊，行，我知道了，你先忙去吧。”罗台长说。
四十九
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着。过了几天，广告中心副主任到位了，但不是我！是原电视台的一位女播音员，她也转行了。但她没做过广告业务啊？
广告中心的人员来自三个台，每个人的广告客户都或多或少，与其他人存在交叉重叠的现象。于是中心主任又把广告业务，按品种、类别、行业等划分成诸多板块，再把人员分成若干个小组，采取抓阄形式，确定每个小组的广告业务板块。人员和业务打破重组后，我被分到了负责家电家具类板块的广告小组，任小组长。
小组长除了上传下达，没有任何待遇和权力，与小组成员没什么区别。原来的家电家具广告业务，已被我这个小组的其他成员瓜分干净，这意味着我只能单枪匹马重振旗鼓，另寻门路了。我心灰意冷，没有了激情，开辟新的广告市场和寻找新的客户资源，实在太艰难了。
忐忑之际，罗台长又找我去办公室。他说：“你的广告创收能力和文案策划水平，我是认可的。原打算升任你为广告中心副主任，但宣传部有领导推荐了新的人选。今天找你呢，是想听听你个人还有没有另外的想法？”
我当然明白罗台长的意思，可是职位人选该定的都定了，我还能谋求到什么岗位呢？太累心了。我向罗台长申请调到专题文艺中心，准备拿点固定工资，过过安稳日子算了。这种事怨不得谁，罗台长也有自己的难处，只可惜了堂哥送给我的那套景德镇瓷器，自己抚摸过多遍都舍不得用，如果放到现在都是半个古董了，可它已经碎在我心里了。
我调到了专题文艺中心，任小组长。小组三个人，每月采编完成四期节目，节目实行评分计酬制，就是由中心主任和副主任，评审各小组的播出节目，到月底根据评分档次，计发各小组的薪酬。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工资水平关系家庭地位。做广告业务拿提成是“活钱”， “活钱”是随时做随时有，比较活泛；正常上班领工资是“呆钱”，“呆钱”是一月一拿，比较死板。自从我挣钱的方式发生改变后，家里的正常运转就缺少了“润滑剂”，一家三口的生活开支，就指望着我每月的那点工资，遇上多一点的人情随礼，家庭经济就紧张了。余红不会直接怼我挣钱少，她会以对比的方式鞭策鼓励我“努力向钱”，比如楼上的换大屏幕电视机了、楼下的买全自动洗衣机了、隔壁的房子在重新装修……我想发火，但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她说的都是事实，我很窝火。在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里，除了董总和袁领导，我没有任何人脉资源，我一直在努力，尝试用各种方式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但总是事与愿违，铩羽而归。余红说我很爱音乐，有一次她晚上在家打麻将，我在外面喝酒回家后，躺在卧室的地板上，用音响反复播放歌曲《上海滩》，直至半夜麻将结束，余红还说我很疯癫，有一次喝高了，回家推开洗手间的窗户要跳楼……
穷则思变，外面没有门路就向内挖潜。专题文艺中心的播音主持人是“公用”的，也就是她负责每个节目小组的出镜主持和播音解说，每个节目小组再从工资总额里分钱给她。我是播音员出身啊，如果我这个小组不用她出境和解说，就节省了这笔费用，我们小组每个人的工资不就多了一点么？一个月后，我们小组成员的工资，多了一份我“出镜露面”争取来的福利，大家恭维我是“全才”，其他节目小组的人员有些羡慕。
但事情没我想的简单，那些人的羡慕有真诚也有虚伪，随后几个月，我们小组的节目评分档次在逐渐下降，每月的薪酬不升反降了，完全抵消了我“出面”争取来“福利”，这意味着我多此一举，自己给自己增加了一份额外的播音主持活儿。此时我虽有所觉察到，问题出现的原因，但没有细究，我自作聪明、自以为是，没有想到折返，把这份荣誉工作还给女主持人。
专题文艺中心的女主持人脸色，一天比一天阴沉，与我偶尔碰面没有正脸，要么低头看路，要么打量别处，我见她年龄还小，没有过多计较。结果证明有志不在年高，矮树丛里也躲着小老虎，我太小瞧人家了。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专题文艺中心突然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员公开演讲、竞争上岗、自愿组合的通知》文件，我因为“无知“，便充满着”无畏”，我赞同和看好这份文件精神，并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我认真分析了可以竞争的各个岗位后，拿出“勇敢者的心”，向综合办公室主任的职位发起了挑战。
闭门思考、认真准备。我费尽心思拟定演讲稿并熟记于心，在专题文艺中心竞争上岗公开演讲会那天，我精神抖数毫无胆怯地在全员大会上作了脱稿演讲，思路连贯、表达清晰、一气呵成、十分快意，最后群众投票我以大比分击败了对手。胜券在握，同事们纷纷向我表示了祝贺，我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怡然自得。
不想，第二天的结果是，被我比拼下去的对手——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接任了这个职位，升为正职。我的群众投票得分虽然高，但“决定分数”在专题文艺中心主任的手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被“覆”下去了。更为“惊喜”的是，我以前的小组长位置已有人取而代之，退路也没了，我孤苦伶仃站在旷野，一切仿佛都是人家设计好了似的。我的竞争对手拍拍我的肩膀，向我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安慰我说：“领导的意思是，你就暂时留在综合办公室吧，与我搭伙工作，放心，我不是小心眼的人，你坐在办公室接接电话、写写通知就行了，没什么重活安排你做的。当然，工资方面你是知道的，一般后勤人员比节目编辑和记者要低一些了。”
结果我认了，但不想“死”得不明不白，我瞅没人的时候，找总编室的雷主任帮我分析原因。雷主任已知晓此事，对我表示同情但爱莫能助，他小声告诉说：“你要是早些来咨询我的意见，或许不会造成现在的结局。你犯了两个错：一是你不该自作主张抢了女主持人的‘话筒’，她不在乎钱，在乎脸面，人家经常被上级领导叫去陪客吃饭，酒桌上说一句话就能把你‘处理’了，这次竞争上岗和自愿组合是有针对性的，你难道一点都没意识到吗？二是你竞争岗位，找错了目标、选错了对手，综合办副主任是你们中心主任的亲外甥，人家本来想借这次机会提升为正职的，你却非要跑去参加这个职位的竞争演讲，能有好结果吗？唉，好自为之吧，以后要谨慎些。”
我不知该感谢雷主任的点拨，还是该责怪自己的愚蠢，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切都迟了。我在桃阳市广电系统工作快十年了，从乡镇奋斗到城里、从播音员成长为中层管理人员、正式党员，期间，发表过专业论文，评上了职称，广告创收也曾名列前茅，还获得了多个专业性的荣誉证书，以及“全省青年岗位操作能手”称号，自以为资历和能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怎么着也不至于混到向隅而泣吧？可现实的“耳光”把我抽得晕头转向，越想进步越退步。我仿佛是一头系在木桩上无人理睬的牲口，一直在围着木桩打转，逐渐逐渐范围越转越小，直至转到木桩跟前，绳子勒住了脖子，有了窒息的感觉。
五十
袁领导来电话约我和董总吃饭，到场一看，好像心有灵犀，都是独自前来，没有带家属。
一个小酒馆、一瓶酒、三个人，边吃边聊。袁领导历经团市委干部、乡镇领导，现在是城区办事处一把手，正科级干部了。袁领导问董总近来生意情况如何？董总长长地“唉”了一声，端起杯子独自吞下一口酒说：“精疲力尽了，外地每个经销点都压着资金，过几天还得出去讨账去，各个连锁店勉强在维持，流动资金都被抽调到人造奶油项目上了，要说困难，只有一个，缺钱！”
袁领导说：“你这又不是小数字，我们没法帮啊，你当初就不应该铺这么大的摊子，战线太拉长了，‘补给’跟不上就是大麻烦，能不能逐渐往回收，及时止损呢？”
董总苦笑说：“都一屁股债了，现在停产虽然可以止损，但那些合作资金、贷款、民间借资怎么还呢？人家看到我还在正常生产销售，心里不急也不催讨，一旦我有风吹草动，大家都会找上门要债，那才是大麻烦了。”
我比袁领导了解的情况多一些，担心他与董总再深谈下去，大家的心情会更沉重，便对袁领导说：“自从你调进城区当领导，我们这还是第一次相聚，董总说过，你工作忙，不要随便打搅你，所以没和你联系，没意见吧？”
袁领导举起酒杯和我们碰了一下，说：“都是老同学，说什么客套话哟。今天约你们吃饭，是向你们辞行的，我被选派为援疆干部，过几天就走，挂职三年再回来，我提前邀请你们有空过去，看看美丽的边疆景色啊。”
先前电话没说，消息很突然，董总和我稍愣了一下，马上回过神来向他表示祝贺。按照惯例，选派援疆也是考察和提拨干部的一种途径，我们为他未来的事业前途，感到高兴和自豪。
袁领导问我在单位工作的情况怎样？我说都正常，还是原样。原样是什么样？我不愿意也不想说，没必要了。
我们闲聊了一会后，考虑到袁领导临行前肯定还很多事务要处理，便借口多留点时间给他和爱人温存一下，散场分手各自回家了。
这次小聚会，让我心里的“小算盘”掉落在地上摔碎了，框子散架了，珠子滑跑了。董总这边没指望，他经营艰难，危机已现，我加入进去也扭转不了乾坤；袁领导要远行，他有组织交办的使命在身，开口请他帮忙是不明智的。
未来的路究竟如何走？在哪个方向？做什么？一连串的问号在我脑海里不断翻滚，回顾了前面的这一段人生旅程，我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是空乏薄弱的，宛如一棵植物，非但没有开花结果，就连几片绿叶都被骤风急雨刮得七零八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在孤独摇曳，皴裂斑驳的外表还裹着一丝绿色的生命力，在里面反省沉思，渴望重新伸展出希望的嫩芽。
已过而立之年，就此下去就会是一张报纸、一杯茶水的日子，自尊心也将消失殆尽，更让人惶恐不安的是，如何保证家庭将来的基本生活？女儿读书成长怎么办？我能这么麻木不仁地觍颜生活下去么？
是时候做出决断了，趁着年轻的本钱和拼搏的意志，还有男人的责任担当，我要迅速及时调整人生方向，义无反顾坚定不移地走出去！不管前面是断壁悬崖，还是泥泞沼泽，至少我会给女儿留下父亲勇敢无惧向前冲的背影。
我给何老师打了电话，阐述了眼前的困境和准备赴浦海市投奔他的想法，还有即使去搬砖烧窑或街头摆摊都不会退缩的决心。何老师没有告诉我他目前的现状，只对我说了三句话：理解我的困境和难处；到了浦海市有他吃的一口就不会让我饿着；再认真考虑两个月后做最后决定
何老师其中的一句话：有他吃的一口就不会让我饿着。让我热泪盈眶，一直铭记在心。他给我时间考虑，是担心我一时头脑发热作出冲动之举，小看了出门闯荡的艰辛和劳累。其实我已经反复思量过了，我眼前真的十分迷茫，不知所措，四周都是礁石暗流，我避不开也躲不过，必须重新寻找下一个人生渡口。
我向余红说了我的决定，她赞同。我最大的不舍是女儿，她从乳牙初长到蹒跚学步，再到背起小书包从幼儿园走进小学，我都在她身边看着她一天天快乐成长，她让我感受到了为人之父的喜悦和幸福，还有我对她长大成人后的憧憬。想到远赴浦海市后，没有一年半载我和女儿难得相见，她也再不能享受到我每天的疼爱，我心里在哽咽。每晚等她熟睡后，我坐在床边端详她许久，即将远隔千里了，我要把女儿的可爱，藏在眼里、印在脑海、刻在心上。
女儿快十岁了，迎来了漫长人生中一个新的里程碑，她将从幼稚的童年时期迈进多彩的少年时代，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要为女儿留下一段完整的童年幸福时光，我决定远行前为她举办十岁生日宴会。
生日宴会在酒店举行，人很多气氛很热闹。女儿梳着两条整齐的小辫，辫子上端系着两朵小红花，辫尾扎着红头绳，身上穿着一套崭新的浅红色衣服，脚上穿的也是一双红色的小皮鞋，她看着眼前高高的生日蛋糕，欢喜不已。我没有在宴会上致答谢辞，因为那些客套话与我即将远行的心情无法融合，但我向每桌客人都敬了酒，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我这样的烦恼和忧愁，依旧会在这座城市安适地生活下去，而我今日借此一聚，不知何日再能与他们相见。半分相聚半分别离。
董总出差了，他爱人带着小孩来的，她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你家的房产证我拿来了，现在还给你，窟窿太大了，堵不住的，别把你们连累了。”我慢慢接过房产证，心里很不是滋味，不知是感激还是庆幸抑或遗憾？我无力帮助他们，再怎么安慰都显俗套，我惋惜他们的过往，担忧他们的将来。
办完女儿的生日宴会，我开始着手远行前的准备。关于去浦海市的事情，我仅对余红一人说过了，于是我去大哥家辞行并看望母亲，我没有详细向大哥叙述我的工作困境，只说了因为工资收入太低和家庭经济状况，我要到何老师那儿去谋求另外的出路。我曾多次在大哥面前提到过何老师对我的关怀和照顾，他对何老师的为人有所了解。
大哥思想比较保守，但与以往不同，他并没有开口就训我，他在客厅来回走动，然后停下脚步面向窗外说：“我是家里的老大，能力有限，没有尽到照顾你和老二的责任，老二他们自己出去租房住后，做点小生意也只是在勉强糊口过日子，我对不起死去的父亲，要怪就怪我没本事。对你的想法，我不知道是支持还是反对，你嫌工资低不想干了，可是人家想进电视台工作，都要找关系，出去容易，再回来就难了，你要想清楚。另外，家里的事情也要安排好，这一走不是一天两天的，唉！”
大哥的话是有道理的，他担心我出去万一闯荡失败，退路没有了。我安慰他说：“台里的工作关系我会先保留着，实在不行就回来。”大嫂说：“人挪活树挪死，你就出去看看吧，要注意安全。”
我顺便问起大侄儿（勇娃）大学毕业后在武汉做什么工作？大嫂看了一眼大哥，大哥低头没吭声。大嫂便说：“这也是我们的愁肠，勇娃是学医的，本科毕业，想安排到桃阳市医院工作，关系找了，人情也送了，到现在都没消息，他目前在武汉一家养身用品公司做推销，后面也不晓得怎么搞？”我们沉默了一会，我起身说去看看母亲。
母亲见我和大哥大嫂说事，先前就进了房间。我掏出点钱塞到母亲手上，说我马上要出远差了，至少半年后才回来的。她盯着我问，去哪儿啊？要这么长时间。我笑着对母亲说，说了地方您也不知道，反正是单位安排的，吃住都不用操心，没什么可担心的。母亲又说，记得有空打电话回来啊，免得我们都牵挂。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不能给母亲说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