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大学生也很友好，热情地与我打了招呼并做了自我介绍，看得出他们也都是老实人。他俩来自不同的县，都在武汉读的大学，学的是制药工程专业，去年分配到通镇中药厂，是厂里引进的技术人才。我觉得奇怪，他们读了大学，为什么没去县城里的单位工作，而是到了乡镇的集体企业呢？我天真地想，难道与我一样，是命运的安排吗？
我很荣幸，又结识了几位“坐办公室”的同事，毛哥除外，他是锅炉车间的司炉工，工作时间是三班倒。年轻人活泼，也有较多的共同话题，很容易就熟悉起来，大家各自介绍着家乡的风土人情和工作趣闻，以及恋爱故事，直到附近电影院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歌曲。他们邀我晚上一起看电影，我推辞了，我手里的几块钱还要挨到发工资，不可以乱花，另外魏大爷叮嘱过我旧旅社宿舍那边的关门时间。我返回厂部办公室，继续背诵珠算口诀和练习拨打算盘，未曾想，运气挺好，丁厂长下班有点晚，下楼时路过财务科，推门看见我，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
十二
我的工作比较充实，每天能接触到新的知识，大家都乐意教我，毕竟我多少能减轻一点每个人的工作量。两个星期后，我用算盘算完666的时间和准确度达到了宋会计的要求。从此财务科也多了我的算盘声，当然，只限于加减数字，乘除用计算器。
科室的人都喜欢带我，我随着武会计盘过库存、跟着候出纳去过银行、李统计教过我核算报表、宋会计告诉我怎么装订账簿，我逐渐进入了岗位角色，也意味着自己有了立足之地。
第一次核算工资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工资是三十六块五，满足了。仓库办的小陈和我一样，锅炉车间的毛哥四十元上下，技术部门的两位大学生是五十五元左右。全厂共有职工有三百多人，那时候没有什么五险一金啥的，我按照工资标准和出勤天数核算工资，计算虽然起来简单，但人数多，各人的工资标准与加班时长也不一样，马虎不得，大家都靠着这点钱过日子，一分一厘都要算清楚。
白天杂事多，科室每个人给我安排的差事都要认真去做，不能厚此薄彼，因此难得安静坐下来，于是，我提前给魏大爷打好招呼，晚上加班核算工资。工资标准由厂办提供，考勤表由各车间主任或科长签字后报送丁厂长审批，我要做的是依据这两个数据，进行综合核算，并努力做到准确无误。第一次的全厂工资核算，我连续用三个晚上加班完成，并经两次核对检查，再报给李科长审核，李科长主要审核工资总额和各车间的职工加班费，他没有功夫审看每个人的工资明细。最终考验我核算准确度的是：工资发放完毕后，有没有人或有多少人来财务科申诉工资核算有出入。结果表明，除了有几名职工的考勤算错了（车间提供的考勤表有误），其他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当月的工资全部发放后，大家的反应是平静的。
李科长并没有当面表扬我，但通过他的表情和言行来看，他对我的工作态度是认可的。我当然不敢有丝毫的得意，核算工资是没有技术含量的，同时我还要留意候出纳的感受。不过我也不需要眼前的肯定，一劳永逸和高枕无忧离我还相当遥远。
只要李科长不在，科室的氛围就比较宽松自由，大家可以脱岗出去溜溜湾，或者喝茶聊聊天。每当科室里只剩下李统计和我时，李统计就打开了话匣子，她最年轻，思想活跃，好奇心强，与我这个小青年聊天时不用忌讳啥，可以海阔天空谈理想、谈人生、谈抱负。她说自己要不是结婚有了拖累，早就想办法调到县城去了。李统计的小孩不到一岁，时不时要回家喂奶和陪陪孩子，平时我尽可能多帮她做一些机械呆板的报表核算工作，甚至帮她打掩护，她经常会偷偷塞给我一点水果或零食，同时也对我的工作和生活多有关心，我后面称呼她“李姐”。
记得有一次她还很热心地给我介绍女朋友，对方是湖南的一位女孩，长得娇小水灵、端庄秀气，在灌装车间上班。我接触之后了解到，她父母在家务农，家里有四姊妹，她排行老二，初中毕业后托关系来这里工作，资历比我早。她对我很有好感，并乐意与我更进一步交往。
我虽然年龄不大，但心智早熟，对未来有着更深层的考虑。我想，假如我和那个女孩恋爱成家，我的命运归宿可能就会扎根此地，而且我有责任和义务给人家创造幸福，包括今后对她家里父母姊妹的照顾和帮扶，我能做到吗？不能！我们俩家的条件都处于偏下水平，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和铺垫，我在厂里还属于基层职工，想出人头地，那是猴年马月的事情，搞不好两人都会受苦受累，重复上一辈人的贫穷故事。在那个思想还比较保守的年代，我的想法很实际，不敢天真和幻想地对待未来，所以，我及时止步断绝了交往，担心时间长了会带来不忍的别离，对彼此都是伤害，没有我，她将来或许能嫁上一个更好的人家。
好奇的李姐总是追问我和那女孩的交往情况。我只好说，我家里条件不好，女孩子家里不是太赞同，没关系，就当普通朋友相处吧。李姐说，不担心，我抽空再到车间去找，咱这帅小伙，还怕找不到女朋友啊。我很信任李姐，她美丽又善良，对我有着家人般亲切与关爱。
我的工作逐渐走顺了，与科室里的人相处也融洽，我成了财务科的正式一员。丁厂长碰见我的时候不再紧绷着脸，面色和悦多了，甚至转告我，我大哥啥时候又来过厂里指导工作了。其实我是知道的，因为李科长把粮票转交给我的时候就说过了。我理解我大哥没有单独找我或看望我，他身边有领导与同事，要避免人家说闲话，再就是到乡镇出差基本上都是当天往返，时间紧凑。我相信丁厂长会私下向大哥讲述我工作岗位变动的经过，依我对大哥的了解，他肯定会说，唉呀，我弟弟不懂事，不该不该，给您添堵了，来，这杯酒我干了，深表感谢啊，有机会上县城，我请您吃饭！
不管怎样，大哥没有就此事找我训话，我想他应该知道我在渐渐地成长和成熟，这符合他的期望。假如我按部就班在锅炉车间当了一名司炉工，我无法想象，大哥偶遇浑身沾满煤灰和一脸污渍的我，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我也时常下到车间了，拿着考勤表找各个车间主任核对，顺便和小陈、毛哥、两位大学生等几位相识的同事打个招呼，简短闲谈几句。等到工资发放时，就由毛哥提出倡议，我分别联络，约到下午下班时间，找个小酒馆一起小撮一顿。我们吃饭实行平摊制，吃完后再算账，记得那时每顿饭每人大概分摊四五块钱的样子。
我们聚餐都是选在偏僻小巷里的小酒馆，菜是土菜，酒是本地酿的散酒，点菜都是本着少荤多素的原则，印象最深的必点荤菜是莲藕骨头汤，莲藕偏多，骨头没肉剔得很干净，鸡鸭鱼基本不点。都是年轻人，聚餐的本意不是为吃好菜，也吃不起，大家都在异乡，只是图个热闹亲热。因为毛哥是我工作的“点拨人”，我对他的谢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吃饭时我都是挨着他的身边坐。
我的酒量自那时起大增，这有遗传的因素，还有气氛宽松自在的原因。在酒桌上，我知道了毛哥失去父亲的时间比我还早，他是独子，母亲在乡下，身世也苦；小陈家境尚可，但在家游手好闲打架斗殴，被家里驱赶出来工作的；两个大学生，家在农村，通过刻苦学习好不容易“鲤鱼跳龙门”，却苦于没有背景关系，只能被乡镇企业“挖”来了。
同病相怜，惺惺相惜。我们一起醉过、哭过，还一起在深夜的街头并排撒过尿，大声吼过歌，这既是一种情感发泄，也是一种对现实无奈的表现。我们喝酒一般闹得比较晚，我不敢回旧旅社吵醒魏大爷起床开门，加上我也畏惧酒后一个人在宿舍太孤独，所以我喝酒后都是去他们的宿舍挤着睡。那是一段亲密无间、风雨同舟的岁月，谁感冒了，有人帮忙买药打饭；谁的饭票不够了，有人拿出饭票匀着吃；谁的被子单薄，有人拿来被子同睡一床；谁喝酒吐了，有人帮忙擦洗照顾……大家彼此爱护、真诚相待，互相给予着温暖与关心。
第7章 那些年的错过与没错过
十三
与小陈、毛哥和两位大学生的相处相聚，不管多么高兴豪放，我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工作上的事情一律不谈，比如谁的工资有多少、哪个人又加了工资、厂里准备下发什么文件、干部有什么变动等等。没人教过我，我自己记着一句话：有些事自己知道就好，需要沉默的时候别乱说。
李科长对我的观察是仔细的，我踏实肯干兼具一点悟性，还有保密意识和责任态度，赢得了他的好感。
年底了，工厂全年的销售情况不错，领导自然高兴，准备到乡下鱼塘购买一批鲜鱼，一是答谢上级各部门的工作支持；二是全厂加餐改善一下伙食。本来是由厂工会具体办理，但丁厂长要求财务科派一人，现场监督。于是李科长派了我去执行这个任务，我有些纳闷却又似乎有所明白。
冬天的上午气温依然偏低，要等到午后渔民才下水捕鱼。午饭后，由厂工会领导带着一名下属、一名厂办人员、卡车司机和我，前往离镇子20公里的乡下鱼塘，卡车驾驶室只能坐三个人，我与厂办人员蹲在没有顶盖的车厢后面，阳光无力穿透云层，太阳时隐时现，走出镇子，寒风开始吹得耳朵生疼，我们蜷缩成一团，用嘴里的热气不断地哈捂着双手，两旁光秃秃的树丫慢慢往后移动，灰蒙蒙的田野空旷寂寥，偶尔的阵风把地上的枯草和树叶卷向空中，卡车行驶在坑坑洼洼的乡村道路上，我们坐在冰冷而生硬的“摇篮”里。
上下颠簸，七弯八拐，等我们摇晃到鱼塘附近，已是下午两点多了，舍近求远来到这个鱼塘买鱼，应该是“关系户”。我们一行下车走向鱼塘，鱼塘边有一群人穿着下水衣正在整理渔网，领头的急忙掏出烟奔向工会领导，工会领导接过烟点上，有些不悦地说：“这地方太难找，脑袋都转晕了，不然早到了的。”
我看见领头的连忙塞给了工会领导两包烟，满脸赔笑说：“对不起啊，让您受累了，外面风大，您去鱼棚里喝杯热茶暖暖身子，我这就催他们下网。您不到啊，不敢下网，我们一直在等着您呢。”
拖网捕鱼虽然慢一点，但一次下网就够了。等到鱼集中到网里后，先用编织袋分袋装好，再把每袋过秤。秤是那种长杆秤，需要两人抬起秤绳后，主秤人才能确定秤上的重量刻度。工会领导的下属是主秤人，我负责记录每袋的重量，厂办人员监督装车并清点袋数。
过秤在鱼塘边的田埂上，活动空间有限，我站在五步开外的地方记录。有好几次我看到，秤尾上翘一点后分明在往下落，但工会领导的下属眼疾手快赶紧托住秤尾保持水平，并马上给我报数了。我记得小时候家乡集市上卖菜，都要让秤尾稍稍扬起，这才表明菜的份量够斤够两啊，这是个什么情况？我回头看看工会领导避风歇息的鱼棚，再想想李科长对我的“特别委派”，我不能“太明白”，老老实实地记下了数字。
称重装车完毕，晚饭安排在鱼棚里吃，领头的渔民劝工会领导喝点酒，他摇头说：“不得啊，这一回去，马上要分两拨，一拨送到镇里的部门，一拨还要连夜赶去县城里送，剩下的再送到厂部饭堂处理。”
“这天气温度低，鱼放在露天车厢里，没事的，明天送也一样啊。”领头的渔民劝道。
工会领导瞪了他一眼：“白天影响多不好，就是要赶在晚上送的。”
上车前，领头的渔民告诉工会领导，车厢后另外备了五份鱼，是分别送给我们5个人的。
到了镇上，工会领导让我下车并拎上一份鱼，说我受累了，其他不用管了，早点回去歇息。我拎着鱼站在街头，想了想，直接送去李科长家了。
第二天，我按照工会领导的要求，把购鱼的记账单据填报好并给他过目签字后，再转报给了李科长。李科长边低头看单据边对我说：“嗯，工作挺细致，昨天温度低风也大，辛苦了啊！任务完成得不错，年轻人就是要多锻炼。”
李姐接口说：“是啊，我们小刘听话老实，工作又积极，您建议厂办给他加点工资呗。”武会计、候出纳随后也响应道：就是、就是。
李科长看着李姐说：“呵呵，就你嘴皮子利索，反应挺快的啊，行行行，要考虑的。”
我生于农村，感受过农村的种种不易和农民勤扒苦做的艰辛，一年到头能顺顺利利获得应有的收成，保证全家吃饱穿暖还略有结余，就谢天谢地了，当然如果有一点社会关系，使自己的农副产品销售得到额外的关照，那是更好。我对工会领导他们购鱼称重所表现的“技巧”，不存在道义上的指责，更谈不上挺身而出加以制止，我思想觉悟没那么高，我只是祈盼他们能够适当兼顾渔民的自身利益，不要两头“吃”，手指掐得太深。
八十年代末的乡镇企业发展迅猛，通镇亦是如此，相较之下，通镇中药厂的强劲发展势头，明显高出本镇其他集体企业的一大截。这固然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但这个支持和重视有时是需要一定的人情交往来回馈的。
一天，李科长带来了一个人，说是镇企管会的领导安排这个人帮我们解决购买议价汽油的问题。厂里有一个车队，经常跑长途送货，油量需求大，汽油指标不够用，可购买议价汽油需要关系和门路，不然有钱也难得买到。头脑灵活的人就会利用社会资源，先弄到内购平价指标，再找门路以议价倒腾出去，赚取差价利润。
李科长给我的任务是，揣好一张一万二千元的现金支票，跟随来人出发，把汽油买回来，地点在一百公里以外的一个油田，对方负责送货上门。
我与来人坐班车前往。途中，我了解到该“关系人”是与镇企管会领导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在这笔业务中，我只是一个跑腿的而已，虽是如此，我可不能把自己当成无关紧要的人，傻不拉叽也要装个样子，一路上我少言寡语，显示自己的成熟稳重。到达地点后，“关系人”安排好住宿还要请我喝酒，我惦记任务在身，不敢沾酒，便与他简单吃了碗面条，接着敦促他尽快去找人接头办理业务。于是他带着我连夜找到接头人进行洽谈，我的作用是在现场亮出现金支票，然后撤到一边，让他俩窃窃私语。
回到旅社，我一整晚和衣而睡，不是害怕人家图财害命，是担心支票搞丢了，买卖弄砸了而无法交差，毕竟是几级领导关注的事啊，任务蛮艰巨的。早上，送货的土油罐车到了，我们随车前往油库。我的要求是：油罐车先装好汽油，再过完磅，我最后交出支票。
“关系人”要我上油罐车闻闻，核实是否是汽油？我心想，我总不能一直呆在油罐车上不下来吧，你要是先加油后加水，我也没办法，再退一步说，就是一罐子水，我也会照样押车回去，反正这是镇企管会领导的“关系人”办的事，假如“关系人”连领导都敢糊弄，我就更没办法了。担心是油还是水的问题解决了，我只剩下一个问题要监督：汽油的吨位数不能缺斤少两。“关系人”乐呵呵说道：“放心啦！缺斤少两了，我是无法向李科长交待的。”看来，这个“议价”的高低程度双方早已达成一致了，我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