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就是在迁怒。不能责怪反而要感激水镜与咕咕砸碎了他的修仙梦, 但那股憋屈劲总得有个宣泄口。自是要找上给他画饼，把仙山美景吹得如假包换的徐福。
徐福回到咸阳之日，就要殚精竭虑开发方士们的新用途。若是不能搞出有价值的器物, 他就准备去北边修长城吧。
思绪飘远了。
回到面前的小麦影像上，咕咕问此物在什么时候成了主食。
嬴政可以先排除大秦时期, 如今的主食是粟。
提到粟, 这背后也有一段老秦人必会记忆深刻的故事。让人记住了两国之间别谈感情，所谓秦晋之好全是背叛与算计。
春秋时期, 秦穆公是晋惠公的姐夫。
晋惠公未继位前曾经允诺, 只要秦国给他庇护, 等他坐上晋国王位就割让河西五城给秦。
当那天真的到了, 却立刻撕毁协议。不料几年后，晋国大旱, 只能向秦国借粮。
秦穆公思量之后, 将大批的粟通过水路与陆路交替送往晋国都城, 史称“泛舟之役”。
尽心尽力的救援换来了什么？
两年后, 秦国灾荒, 晋国大丰收。晋国不仅有借无还, 没给秦国救援，而且趁机出兵攻打秦国，狠狠地背刺一刀。
嬴政很清楚军功授爵制需要改变，但绝不能因此而废弛军力。前车之鉴，历历在目。
当下没再回忆竹简上记载的血泪史，还是先看水镜说小麦。美洲作物太遥远，而小麦相关故事说不定能对大秦有帮助。
水镜：
【小麦很早就从西亚传入了中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至公元前两千年。商朝甲骨文有对它的记载，《周礼》中也见其成为五谷之一的踪迹。
即便如此，小麦也不是主食。在汉朝之前，人们不喜欢吃。理由之一很朴实，当时它不好吃。
现在，我们调侃好吃的东西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事实上，食材的处理方式对口感的影响很大。
先秦时期，贵族阶层习惯吃小米，即以粟为主食。
那时，人们的习惯是“粒食”。顾名思义，把一粒粒谷物蒸煮了吃。这样能吃口感较软的小米，却不适合吃口感粗粝的小麦。
如今，我们早已习惯把小麦磨成粉，制作各种各样的面食。汉朝之前却无这种习惯。】
磨成粉？
嬴政看到这里，不由击掌。是了，这样小麦的口感就能软和些了。至于用什么器具呢？想来墨家必有方法。
就听水镜报出一个人的名字。不是墨家人，而是其对头。
【石磨，是将小麦从谷粒转为麦粉的重要工具。战国年间，鲁班制出石磨。
一件物品从被创造出来到它被广泛使用，经历了漫长的几百年。直至汉朝，石磨加工技术才慢慢普及，让小麦能够从“粒食”变成“粉食”。
影响小麦是否成为主食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口感，还要看它在种植时能否适应当地的气候与土壤。
小麦从地中海气候的西亚传来，而中原大地是季风气候。
在中国已经形成一套作物轮种规律。小麦要打破原来的规律插队，又要符合当地气候与它自身的生长条件，此绝非易事。
其中，耗水量是个大问题。小麦耐旱，但种植过程中的耗水量是粟的两倍。
灌溉成本怎么算？当地土壤是否合适？这都是要解决的问题。
先秦时期，小麦多种于齐鲁之地的河流边。汉朝兴建了多处水利工程，让小麦的种植范围外扩了。
石磨+水利工程，却仍旧没有将小麦变成人们餐桌上的主食。兴修水利所耗费钱财不菲，此法还不够让小麦深入田间地头。
北方地区农民们在不断提升“节水保墒”术，即保持土地的一定湿度，让保留的水分便于植物生长。
在原有的“深耕熟耘”与“耕”、“耱”基础上，慢慢再加上“耙”，形成了“耕—耙—耱”三位一体方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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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操作，让土地吸水储存能力大幅提升，从而小麦能够广泛种植。
有了这种农业技术变化，到了中唐时期，唐代宗李豫开启了中国史上第一次收“麦税”。
小麦终于获得了被征税资格，这表示它不是杂稼了，与粟上升到了同样的主粮地位。
至于小麦超越粟的地位，还要等到宋朝时期。
由这段小麦的发展史，能看到外来的农作物在中国生根发展需要漫长的时间。
再回头看十六世纪传入大明的美洲高产作物“三兄弟”，它们在明朝的境遇各有不同。总结一下，三者之中以番薯种植最多，玉米次之，土豆最末。
即便是种的最多的番薯，也限于闽粤之地。万历末年的《泉州府志》记载“贫者赖以充饥”。至于其他地区，如江苏有徐光启在万历晚年引种，但效果并不好。
其余地方或有零星记录，都是当做新奇食物瞧个热闹。北方就更少了，因为当时没能解决番薯种植的越冬问题。
番薯有大优点，耐旱、耐涝、抗病虫害，但是它喜温怕冷。当小冰期来临，北方想种植番薯需着重解决此困难。
这个问题难解决吗？
我相信中华民族的种田本事，事实证明如此。
乾隆十一年前后，山东德州的农民解决了番薯越冬难题，让北方得以大面积种植番薯。
这时距离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之死，过去了一百零二年，尚未跳出小冰河期的冷期气候，也没有出现跨时代的科学技术飞跃。
换言之，假如明朝早些重视番薯，百分之九十九是能解决越冬问题。当天灾来临时，多了一份保命的口粮。
遗憾是番薯、玉米、土豆，三者在明朝传入中国，可它们被大面积推广种植都要等清朝年间。
外来农作物的本地化推广，固然客观上受到自然条件与技术水平的束缚，但先要问一问主观上足够努力去克服困难了吗？
明朝没做到。
番薯在闽粤种植后，不是没人看到它的高产优点。
万历年间，何乔远写的《闽书》，卷一百五十赞美“番薯”。
说它“不需天泽，不冀人工，能守困者也；不争肥壤，能守让者也；无根而生，久不枯萎，能守气者也”等等。
他也曾参政，首创了宗室入仕之法，试解决明朝后期严重的宗室问题。
明后期宗室数量庞大。其中或是兼并土地肥得流油，或因无法科举做官又不得经商的祖训而凄惨度日。
何乔远敢于触碰这种痼疾，他的下场却是得罪肃王之子，只因奏牍不恭之罪就被贬去了广西。
万历年间已经进入明朝灾荒期，对于一位在朝廷有名有姓官员写的高产作物文章，当时又引起了多少重视？
答案是没多少。
无独有偶，错失的机会不只一次。
引进番薯的途径之一，是福建商人陈振龙与陈经纶父子从吕宋得到番薯藤带回大明。上书福建巡司金学曾，请其在省内推广试种。
陈经纶在种植甘薯时，又发现了一种灭蝗虫的方法。
他发现鹭鸟会吃蝗虫，但不易人工饲养，就用家养的鸭子来代替，这就有了养鸭除蝗。写成了《治蝗笔记》，详细记录甘薯田养鸭治虫。
明廷有重视过吗？鸭子治理蝗灾需要慢功夫。崇祯年间蝗灾肆意，倘若提前布局又会如何？
又一次，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才发挥其功效。
陈家后人陈九振在芜湖做官，将祖辈传下来的养鸭蝗术推广出去，后来在清朝书籍中常见此法。
比如《治蝗全法》就收录此术，且记载使用效果。“咸丰七年四月，无锡军嶂山，山上之蝻，亦一鸭七八百捕，顷刻即尽。”
回望大明，高产作物、灭蝗方法都送到了眼前，为什么硬生生错过？！
或许，有一件事能给出我们答案。
万历年间发生过一起水稻事件。
徐贞明上书皇帝，希望在北方试种水稻，他有了让水稻在北方增大产量的方法。
这样做好处多多。能减少漕运送粮的途中损耗，更能增加北方百姓的粮食收入。
我们知道万历年间已在十七世纪全球小冰期危机之始。粮食多多的，听起来该是被采纳的良策且立刻执行。
事实确实却极为荒唐，部分北地大臣围而攻之，极力反对北方水稻种植。因为一旦成功，北方就要分担原本部分南方的运粮任务，其赋税额度必增高。
不改变，是对当下既得利益者最好的选择。
对于大明来说，这种选择不是一次两次，而是许许多多次当革新之物到来时选择了打压。
万果皆有因，万历朝结束的二十四年后，明亡。
如今再看明之亡，是不是亡于天公不作美的小冰河期，想来各位观众朋友们心中自有答案。
补一句，这种北方种稻方式也为他人做了嫁衣。
清朝，雍正全面推行了前朝徐贞明的方案。十余年后，京津与河北水稻成片。
因此，大明在责问天道公或不公之前，不妨先问究竟有没有尽到人事。
下集见。】
水镜前，一时寂静。
这一句句都是骂到了朱元璋头上，谁叫大明的开国皇帝从前就缺乏这种革新理念呢！
作者有话说：
①参考文章：
《小麦在中国：技术调试与饮食融入》，杜新豪
——
本章其他参考书籍：《食物改变历史》，罗格·著，《食日谈》，李昕升·著
——
《治蝗笔记》中写：“鹭性食鱼子，但去来无常，非可驯养，因想鸭亦陆居而水游，性喜食鱼子与鹭鸟同。窝畜数雏，爰从鹭鸟所在放之，于彼岸芦荻唼其种类，比鹭尤捷而多，盖其嘴扁阔而肠宽大也。遂教其土人群畜鸭雏，春夏之间随地放之，是年北方遂无蝗害”。
第46章 第四十六章
◎。◎
开个好头很重要。
朱元璋不能更清晰地认识到这点。
那本《皇明祖训》烧得及时, 是把他过往的极度保守给焚毁成灰。
“咕咕说得好。大明之亡，人祸多于天灾，是从开头就错了。”
当下, 朱元璋主动表态, 是为给今日的观影者们壮壮胆。
他以前杀的臣子太多了, 如今朝臣失了敢于针砭时弊的胆气, 但锐意改革最需要正是逆流而行。
“朕老了，没几年能活了，这是事实。”
朱元璋说,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让大明从一开头就走上敢于创新变革的路，是朕死之前的最后心愿。愿诸位协理帮扶, 助朕达成心愿。我们先看评论。”
评论区总能冒出一些奇思妙想或有价值的建议。
『评论：
△吃货力量大：我来补充一下，美洲三兄弟被哥伦布带回欧洲后的待遇, 其实一开始也没好到哪里去。
番薯, 欧洲从头到尾都没把它当做主流食物。一方面因为气温，欧洲多地的气温偏低, 而番薯喜温怕寒。
真不是地图炮, 欧洲和我们比, 真是缺少了一些种植技能在身上的。我国清朝解决番薯越冬困难, 欧洲没去解决问题。
后来饿得实在有需要了，退了一步大面积种土豆, 因为它好种。
再说番薯的口感不符合欧洲人的喜好。其实欧洲在某些方面很保守, 以前一直吃的是小麦, 没有食用块根类食物的习惯。不合胃口就不吃, 这种理由哪里都适用。
类推到土豆, 它一开始也被狠狠歧视, 叫它“恶魔的植物”。
虽然近代自然科学体系产生于欧洲，但那里也是迷信思潮狂涌的地方。
因为土豆长在地下，看不清生长过程，与传统的蔬菜生长方式不一样，它就被打上邪恶有毒的标签。被扣上恶魔的帽子有多惨，参考猎巫事件就更懂土豆在食材界的地位了。
有时候觉得真的很讽刺，欧洲贵族们一边说土豆邪恶不能吃，但另一边喜欢土豆开的花。马铃薯花风靡许久，是珍贵观赏类花卉。
土豆上餐桌还要到十七世纪，农民发现它长得快且很管饱，同时还能逃过官方征税。当时，大灾荒与战乱反反复复出现。穷人实在饿狠了，哪管食物邪恶不邪恶，先吃了再说。
等到十八世纪，普鲁士（德国前身）国王腓特烈二世是欧洲第一个主动推广土豆的君主，上流社会才开始正眼看土豆。
当时在打七年战争。
法国的药剂师帕门蒂尔所属军队被普鲁士俘虏，他在监牢里被关了三年。吃的牢饭是大杂烩汤，食材包括土豆，发现它很管饱。等被放回法国后，他就开始推广种植土豆。
那个时候，路易十六放开粮价，不让政府管控了。面粉价格飙涨，多地发生大骚乱。帕门蒂尔抓住机会，游说用高产土豆补足小麦短缺以而结束骚乱。
为了快速打消人们对土豆的迷信厌恶，搞了一出越禁越爱。
让路易十六在巴黎近郊划出试验田，且立牌子说这是皇家作物，偷盗者将被严惩。
越禁越偷，附近居民好奇去偷尝。皇家实验与民间风起，土豆就在法国渐渐推广开来。
然后，人们发现土豆可以有很多种烹饪方式，吃它的方法不少，慢慢地成了欧洲主食之一。
至于玉米，不像土豆故事那样先抑后扬。
十六世纪进入欧洲就开始种植，但一直都没有登上主流餐桌。发展到今天，只有意大利北部与罗马尼亚将玉米粉做成主食吃。
欧洲人曾经给玉米起绰号，叫它“土耳其小麦/玉米”，就知道它的二级谷物地位了。
说这些不是比烂，就是摆出些实例，当年欧洲各国没比大明聪慧开明多少。船小好掉头，船大好顶浪。两边体制不一样，改革时大有大的难处。
布偶猫神保佑：十九世纪中期的爱尔兰大/饥/荒，死了一百万人，大家知道吗？
1801年，爱尔兰是并入过英国的。1845年开始，爱尔兰餐桌上的主食土豆暴发了传染病，全境陷入粮食危机。
先说英国搅屎棍一直不做人。不仅没给爱尔兰救灾物资，而且还把爱尔兰境内的其他谷物口粮都出口到英格兰，完全不给人活路。两边的血仇就这样结下了。
再说土豆种植，爱尔兰在种土豆的规划上很有问题。品种太单一，整个农耕生态系统很脆弱，致病疫霉一来就全线崩溃。
如果多个品种土豆种植，或者与其他植物轮作换茬，防抗病性就会变强。
我觉得咱们老祖宗在这方面很有智慧，农耕轮作体系一代代更新下来，无意识间搞得很科学。
杠精小号：所以说中国人有种田血脉天赋真不是吹的。把月球土壤带回来后，很多人下意识问能不能种菜。
（回复88）』
镜前，众人正速记着土豆等种植注意事项，被后一句“月球土壤”给惊到了。飞天登月，居然真的不再是神话传说，这发展速度难以想象。
